荆楚歌谣，犹如一阵从南国吹来的薰风，温暖湿润，沁人心脾。中国最早的歌谣产生于荆楚大地，《诗经》中的“二南”展示了南国动人的风情，“二南”以后的荆楚歌谣不绝如缕，影响广远。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首原始歌谣，就是楚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楚歌，深动地描述了原始先民的狩猎生活，再现了荆楚先民劳动生产的全过程，从砍伐原材料，到制作弓箭，再到射出箭杆，最后是获取猎物，四步曲都以动宾词组排列，文辞简约而内容丰富，二拍子节奏其实也是劳动过程中手脚自然运动的节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弹歌》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叙事抒情之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被文学史家称为“南音之始”的，则是一首名为《候人歌》的楚歌：“候人兮猗！”这首楚歌，由涂山氏之女唱出，全歌仅为四言一句，简单质朴，却又包蕴着婉转深情，标志着楚歌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已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说《候人歌》是“南音之始”，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诗歌文学的滥觞特征。首先，它是抒情的创作，目的在于抒情，摆脱了原始歌谣的宗教性、劳动教程性等功利性目的。其次，它是个人的创作，带有个人鲜明的情感诉求，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发出了个人的声音。再次，文学的重要题材——爱情首次登上文学史的舞台。最后，它将完全由表意实词构成的写作形式改造成为虚实结合、抑扬顿挫的新文体，能够借助语词的节奏和韵律来表达更丰富更复杂的情感，从而大大增强了诗歌抒情的表现力。

　　从南国吹来的薰风，从此引起了中原诸夏的广泛关注，荆楚歌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王公贵族和广大民众的瞩目。如《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就是各个地方国的“民间小调”。其中的《周南》和《召南》，产生于长江、汉江、汝水一带，也就是荆楚地域。

　　《诗经》一共收录25首楚歌，题材内容广泛，有祭祀之歌、劳动之歌、纪事之歌、名物之歌、爱情之歌，等等。

　　荆楚地区的歌谣，文辞既美且艳，如《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它描绘了荆楚地区女子出嫁时的情景，女子带着娘家人美好的祝愿前往夫家，春风桃花，喜气洋洋，一路上桃花灼灼，人面相映，愈显动人。

　　荆楚人民热爱劳动，在“二南”歌谣中也有不少劳动人民的歌唱。劳动不仅是人类生活的需要，也是一切艺术的来源。荆楚人民的劳动过程充满了诗情画意，如《芣苡》写道：“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几名女子结伴上山去采车前子，她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此起彼伏，远近相应，山谷的回声，更是余音袅袅，整个劳动过程愉快而又从容，充满了荆楚人民享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的情趣。这就难怪清代方玉润会在《诗经原始》中将此诗与汉乐府诗《江南曲》同样视作千古绝唱了。他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乡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读到此歌谣，真有“欲辨已忘言”的快乐！

　　而“二南”之中最具有荆楚歌谣特色、最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些描写爱情生活的诗歌。如《汉广》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是一首青年男子追求他爱慕的女子而又不能如愿的山歌，诗中有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还有刈蒌、刈楚等劳动过程的描写，青年男子一边砍柴，一边思念他的心上人，爱情从来都是苦闷的，单相思的甜蜜和苦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他对女子的倾慕和期待，热烈而又无奈。而波涛浩瀚的江汉水，流水逝去的惆怅，若隐若现的游女，营造出浓郁的诗情画意，一唱三叹，情致浪漫，富于深长的艺术魅力。文学史家指出，曹植的《洛神赋》、陈琳的《神女赋》、郭璞的《江赋》等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佳构，都直接受到了《汉广》一诗的影响，《汉广》一诗，诚可谓“衣被百代的文学滥觞”。

　　同样，爱情的苦恼和无奈，也表现在女子身上。《摽有梅》写道：“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子已到了出嫁的年龄，看见满地的落梅，不禁产生了青春易逝的感伤，希望有一个“庶士”能够爱上她。“求我庶士”的呼唤，一唱三叹，将一个多情而热烈的女子的心灵，刻画得栩栩如生。与中原诸夏那些恪守闺阁之礼的女子相比，荆楚女儿却是那么多情，那么热烈，那么痴心，那么大胆，这就是未受周礼束缚的荆楚女儿，也是荆楚人民热爱自由的天性表达！

　　荆楚女儿爱得热烈，也恨得深刻。她们坚决反对自己所不满意的婚姻，决不屈从于外在的压力，如《行露》写道：“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哪怕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嫁给这个坏蛋！要嫁就嫁给自己所爱的人！这就是荆楚女儿的爱情宣言。

　　“二南”在诗歌艺术史上，也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其语言生动形象，活泼精练，富于艺术想象力，兼具音乐的节奏美和形式的对称美，对比兴手法的使用更是出神入化，极大地丰富了诗歌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随着楚国的日益强大，荆楚歌谣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并逐渐在文体方面突破四言体的束缚，开始在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之间自由转换，语气助词“而”、“兮”的采用，更是增强了语言表达的灵活性和情感再现的自由度。荆楚歌谣原本就具有的丰富的表现力和奔放的激情等特征，至此愈加明显，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也就更加浓郁。

　　最为充分地体现了成熟荆楚歌谣特征的作品，当属以荆楚歌谣形式翻译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首楚语版的《越人歌》，在诗歌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都是对越语原版的《越人歌》的整体性超越，因而得以传世。尤其是楚语中的“兮”字语助词的采用，表达灵活，令全歌婉转生动，兴中有比，比中有兴，意境深远，一唱三叹，十分感人。

　　楚狂接舆也有楚歌流传下来，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于公元前489年遇到楚国狂人接舆，接舆高歌而过，其歌辞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于此可以看出荆楚人民多有奇思妙想，爱好思想自由，有高蹈飞扬而不拘泥于世俗樊篱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