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2日，原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川同志溘然病逝，转眼已至清明时节，在石川同志身边工作的情景，断断续续浮现眼前，提笔写下几段往事，聊以表达对石川同志的思念和尊敬之情。

一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省检察院工作,有一次到黄冈地区检查案件，饭后到黄州赤壁公园散步，看到苏东坡的赤壁赋等许多年代久远、极其宝贵的书画壁刻，对黄冈历经十年浩劫能保存下来这么多历史文物在感到欣慰之余，也不免存几分好奇。

　　黄冈的同志给我讲了石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这些文物的故事，这是在还没有直接接触石川同志本人时开始对他有所了解。当时石川同志是黄冈地区的领导，“文革”中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组织文物处的同志们搞“地下工作”，保护了黄冈地区及浠水等县的一批重要文物，包括转移到不显眼的地方或者隐蔽埋藏；在搬不走的石刻上涂上泥巴，再在泥巴上刷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

　　我当时感到十分庆幸，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还有一批人这样有眼光、有胆识，敢担当保护这些历史文物。熟悉后问起这段历史，石川同志归功于读过几年小学，在革命队伍里算个小知识分子，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二

1990年，我在仙桃市委工作，一天下乡检查工作，市委办公室通知我赶回市里接待领导，原来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川、秘书长马胜魁从荆州返回武汉路过仙桃。当时没太在意，我本是省直干部，省里领导路过仙桃通知我接待是常理。来仙桃前，我作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隔三岔五要去省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但都是开会来，散会走，与领导没有深入交往。所以，虽然认识两位领导，但并不算熟悉，更不能算了解。陪他们聊天吃饭，言谈甚欢，但只是作为日常工作任务，并没有往深处想。

　　后来我从省检察院调到省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直接在石川同志手下工作，熟悉了解以后才知道，那次要求我“接待”的真实原因是，组织准备调我任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石川和马胜魁同志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专门去仙桃考察我，心中不禁感慨，这些老同志对人大常委命拟任命干部的考察工作是多么慎重认真啊！

三

　　在一段时期内，法制不健全，人大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时，委员审议发言往往是自说自唱，或曰“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省七届人大常委会期间，有一位厅长在常委会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分组审议时，没有负责人来听取组成人员的意见。小组会上委员们向石川同志提意见：“没有人听取审议意见，我们是自说自唱，有什么意义？！”见我在座，石川同志当即对我说：“你把委员们提的意见转告某某同志，说我请他们班子成员来听意见。”听说意见反馈到报告人那里时，该厅长感到很委屈，说“没有人告诉我呀”。石川同志对我说，“向人大报告工作，不是领导向下级布置任务，不听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怎么接受人大监督？”并且交代我们工作班子，“你们今后要强调，报告人要听取审议意见。”随着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不断提高，随着人大工作的不断创新发展，报告人听取审议意见早已不再是问题。回想石川同志在工作中点点滴滴的悉心指导，我感到人大制度发展到今天，一代一代人大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推进功不可没。

四

　　人大机关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多，机关工作人员在休假时很怕接到紧急电话。一年正月初四，我接到石川同志电话，让我马上去他家。我边走心里边嘀咕，春节期间会是什么急事要办呢？

　　走进石主任家，老红军、省政协副主席何定华在座，石主任指着我对何老说：“这就是我给你找的小秘书，她是女秀才，工作很热心，在人大分管文字工作。”又指着何老对我说：“何主席是老革命老领导，正在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书，需要帮助查找资料，我算大秘书，你年轻算小秘书，我把你推荐给何老，他要什么资料你就给他去找，还要帮他整理……”我也很喜欢研究党史，当即愉快地接受了石主任交代的“特殊任务”。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陆续帮何老收集诸如人大工作大事记，年度工作报告，会议简报等材料。何老的书出版后，特地赠送我10本表示谢意。

       （作者系原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