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武王熊通，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君主，于公元前740年至公元前690年期间执掌国政。这半个世纪，正是楚国转弱为强、由小变大的关键时期。

　　楚武王执政前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中原板荡。《史记》记载“晋之曲沃庄伯弑国君晋孝侯”、“郑伯弟段作乱”、“郑侵天子之田”、“卫弑其君桓公”等，王纲解纽，周天子的威风已经荡然无存。

　　风云激荡，正是英雄一试身手之时。楚武王是一位铁腕人物，行事不拘一格，往往令人侧目。楚武王执政三年，就派军攻伐申国。申国为姜姓之国，是汉北诸侯国的老大。熊通即位不久就挥师渡过汉江，远出南阳盆地，进攻周朝设在汉北的重镇，其志不可谓小。但是，这次攻伐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胜利。

　　楚武王从这次远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转而专力于底定江汉平原，为远征打下坚固的后方基础。他将攻伐的目标，选择为位于江汉平原西部的权国。灭掉权国后，楚武王创造性地将权国故地改设为权县，并命斗缗为权尹。这项创举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的深远性，为楚武王自己所始料不及。在中国设立县级行政区域，正是从楚武王开始的。直到当代，县仍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

　　权县的居民，多是商代中期以后南迁的殷人，这些殷人中的长老教唆斗缗起来反叛，打出旗帜公然向楚武王挑战，要脱离楚国的疆域。英明果敢的楚武王自然不能容忍，迅速发兵平叛，包围了权县，捕杀了斗缗，然后迁权县于楚国的后方——那处。那处在今天的荆门市。从此以后，楚国每灭一国，就将其公族迁徙到楚国的后方，加以监管，成为惯例。

　　为了扩大楚国版图，更好地开展灭国之战，楚武王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执政之初的30年时间内，他任用贤良，与民休养生息，奖励耕织，楚国国力迅速发展壮大。

　　随着国力的增长，楚武王于执政三十一年组建了车兵。车兵在中原争战、列国逐鹿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每乘战车由驷马驱动，配备三名甲士，身披重甲，头顶胄盔，佩带重剑。楚国以左为尊，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为“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主刺勾，同时负责维修战车，排除路障，称为“车右”，又名“骖乘”；居中甲士则是驾驭战车的御者。每乘战车上，循例还配备有若干备用兵器，如箭、戈﹑矛﹑剑等，插放在战车舆厢的两侧，以弥补甲士作战时武器的损耗。同时，每乘战车还配备25名步兵，协同作战。两军对垒之际，战车冲锋陷阵威力无比，即使只是那种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的气势，就足以让纯粹的步师魂飞魄散、不战而退。楚国的成长壮大，少不了要有车战参与其中的阵地战和攻坚战，那才是堂堂之师之间的对阵！

　　楚武王组建的车兵，在公元前706年攻伐随国的战役中，第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年，随国遭受旱灾，农作物歉收，国人乏食，军无战力，楚武王率领车兵和步兵，一直攻到随国都城，兵临城下，随侯不得不委派大臣少师前来乞和。在和谈条件中，有一项就是楚武王要求随国替楚国去要挟周天子，向周天子要求承认楚国的“王”号，因为楚国的爵位，只是“子男”之爵，称“王”号无异于肆无忌惮的“僭越”。楚武王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国果然前往洛阳城，向周天子进言，周天子虽然没有承认楚国的“王”号，但楚国“欲以观中国之政”的野心和勃发的斗志，却令中原诸侯刮目相看。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再次伐随，原因是在由楚国发起的沈鹿会盟上，随侯拒不参加。楚军在速杞大败随军，随侯落荒而逃，从此随国成为楚国的盟国。三年之后，楚武王任用屈瑕为大将，在蒲骚大败郧、绞、州、蓼等国联军。

　　两次东征大战的胜利，奠定了楚国在汉东诸国中的霸主地位。

　　同时，楚武王又移师西进，击败了濮人，巩固了楚国的大后方；接着北伐邓国、绞国，取得大胜。但在接下来的攻伐罗国的战役中，楚军却被邓、卢、罗联军战败。统帅屈瑕自感无颜面见楚武王，自缢身亡。屈瑕自杀，开创了楚军统帅战则必胜、败则以死殉职谢罪的先例。

　　这次失败，让楚武王重新思考了楚国的用兵方略，作了新的调整；同时，在接下来的8年中，楚国再没有兴师动兵，而是收缩战线，休养生息，专力于治理楚国。

8年后，楚武王攻灭了周围的罗国、卢国、鄢国、州国和蓼国等，设县治理。从此，江汉平原被楚武王底定，成为楚国的腹地和根基。

　　楚武王五十一年，已经70多岁的楚武王，仍然壮心未已。这一年，周天子召见随侯，指责他不该承认楚国的“王”号，随侯受此责备，回国后对楚国的态度不免有些冷漠。楚武王以此为借口，再次征伐随国。出战之前，楚武王在斋戒、祭祀时，感到心脏很不舒服，便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叹息说：大王的福寿只怕是要到头了！但只要将士们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去世，国家还是有福的。

　　楚国大军渡过汉水后，楚武王心疾猝发，在一棵樠木树下去世。

　　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封锁了武王去世的消息，秘不发丧。

　　王车放下重帷，载着武王的尸体，继续前行。斗丹率领卫队战车护驾，一仍其旧。屈重传令前军工兵营日夜兼程，开拔至溠水，开始架设浮桥；前军迅速渡过溠水，在随国都城前扎下营寨，深沟高垒，为长期的攻城之战作准备。

　　楚国大军也随后开到，攻城的重型机械也随军运来，于楚军营帐前一字摆开，颇具威慑力。

　　随侯对楚师战力早有领教，眼见楚师此番东来，有久战之意，负必胜之志，不免惶恐不安，为了周天子几句斥责之辞，引来灭国之灾，实属不智！悔恨之中，急忙委派使臣求和，屈重代表武王进入随都，与随侯会盟，推楚国为盟主，随国则每年进贡，以示臣服。结盟完毕，楚师退兵。

　　三军安然渡过汉水，回到楚国境内后，方才举哀发丧。

　　对于英雄迟暮的楚武王来说，逝世于征途之中的樠木之下，远比瞑目于丹阳深宫之内，更加合乎他自己的意愿。

　　著名历史学家张正明先生在《楚史》中这样评价楚武王留下的政治遗产：武王所留下的，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文明的灿烂阳光，从江汉平原的西部照到了东部，从汉水的西边照到了东边。国与国相伐，部与部相攻，这样的人祸近乎绝迹了。铜矿的开采，铜器的铸造，都有蒸蒸日上之势。随国在楚国的卵翼下，正走向更为文明昌盛的未来。可见，武王的征服事业与所谓蛮夷的“乱华”和“猾夏”殊少相似之处。

　　武王所留下的，有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当然还有其他官职，只是文献没有一一记录下来。

　　武王所留下的，还有为北上中原而建立的两个前哨，左翼是鄀，右翼是蓼，相向窥伺着南襄夹道。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和占领南阳盆地了。

　　在武王的遗产中，尤为珍贵的是发愤图强的锐志和领异标新的勇气。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发愤图强，只是一味地攻城夺地，杀人越货，那就错了。楚人的发愤图强，表现为继承和发扬先人筚路蓝缕的精神，创业兴国。武王和他的臣僚懂得恤民方能役民的道理，以及足食方能足兵的道理。此外，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领异标新只是追求与众不同，那也是错的。楚人还像先前那样，歆慕中原的文明，能采用的就采用，能仿效的就仿效。但到楚武王时，他们开始边模仿、边创造了。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独创性的天然流露。

　　从公元前740年（熊通元年）到公元前690年（武王五十一年），这半个世纪，是楚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个五十一年，楚武王底定江汉，奠定了楚国疆域、军事、政制和国都的基础，留下了独具一格的楚文化传统精神。

（作者分别系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