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楚文化独具特色。与中原文化相比，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礼法，楚文化偏重情感；楚文化中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力求浪漫之说，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楚人独具特色的文化心理。

　　一、蛮夷本色——开放

　　楚文化是楚人在长期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在初兴起时与中原文化相比，居于从属地位，是处于外围的边缘文化。楚人在文化上与中原同源，楚人的远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先祖重黎亦曾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自熊绎受封，建立楚国，就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当时楚是江汉间小国，在文化上与中原不一致，受到北人的轻视，北方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诗经·小雅·采杞》中有“蠢尔荆蛮，大邦为仇”。《礼记·曲礼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春秋》：“用夷礼，故曰子。”《国语·晋语》称：“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时因“楚为荆蛮”而“故不与盟”。楚武王伐随云：“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人敝甲，欲观中国之政。”楚文王亦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由此可知，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称为“荆蛮”、“楚蛮”、“蛮夷”，这种民族特性对文化心理影响深远。

　　正因为楚人从不以中华正统自居，所以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中心辐射的优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一面北和诸夏，“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史记·楚世家》）；一面南抚蛮夷，联合巴、越、三苗等少数民族。这种发展道路，是在与蛮夷杂处的现实环境和服务中原王朝的现实需要下逐渐形成的。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机。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楚先民从中原南迁到江汉蛮荒之地，身处于土著荆蛮中间，为了生存必须与当地的荆蛮和相邻的蛮夷友好相处。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楚人与他们建立起和睦的关系。《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熊通说：“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可见楚国当时的民族政策非常开放和兼容，很得民心，蛮夷因而“皆率服”。同书又载，熊绎五代孙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可见，楚人在江汉地区一直是深孚众望的。楚王熊渠“奄征南海”的活动，得到了江汉间蛮夷的拥护和支持，征服了南方的大片地方，颇有些顺应民意的意味。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当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根据地貌特征将地域文化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种类型：认为河谷文化内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动性和外向性强、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则以开放性和冒险精神为特征。中原文化大体是山岳型文化，而楚文化则显现出明显的河谷文化特色，具有强烈的内聚力和包容性。直至今天，在南楚故地的湖北，楚人的后代仍然像祖先一样被称作“蛮子”，在发达的交通条件下接受各种思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文化心理的继承。

　　二、浪漫主义——冲动

　　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世居两湖、江汉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社会环境有关。《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

　　浪漫冲动的性格一方面能够革新鼎故、锐意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将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得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并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还有楚庄王的“问鼎中原”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上升成以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但另一方面，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也造就了楚人狂傲冲动的心理特征。楚人的狂傲和冲动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遭到儒者的非难。早在孔子时就有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一个“狂”字，把楚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班固就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楚人的狂傲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楚人的自卑心理，超越自我的愿望使他们重视自我的存在，自我是他们首先关注的对象，正因为这一点，楚人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楚人的性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表露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又强化了楚人冲动与狂放的性格。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期望能“乘骐骥以驰骋兮”、“令凤鸟飞腾”（《离骚》）。项羽更是以刚愎自用、轻狂傲慢闻名。司马光也曾在奏折中写道：“闽人狭险，楚人轻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发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用的文化心理特质。

　　司马迁所说的楚地：“其俗剽轻，易发怒。（《史记·货殖列传》）”，直至今天，人们还习惯把湖北人叫“九头鸟”，表现着聪明、强悍、变化多端等种种意味。楚人的文化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传承千年仍表现在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

　　三、神秘巫祀——达观

　　楚人信鬼、崇巫、好祀，他们生活在充满神奇传说的地方，飞翔的大凤、熊熊烈火都是崇拜的对象，楚人的精神就来自这原始的冲动和神奇世界带来的原动力。楚国是崇神的国度，神灵信仰是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国家大事常常由神灵决定，人们对神灵顶礼膜拜。平王初即位，“未事鬼神”（《左传·昭公十三年》），不与吴战。怀王时，“事鬼神，欲以获神助、却秦师。”（《汉书·郊祀志》）。王位的继承者有时也由神灵来定夺：“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适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史记·楚世家》）”甚至楚王本人就是祭司“昔楚灵王骄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太平御览》735卷）。《国语·楚语》载“左史倚相能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可见巫风、原始宗教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屈原作品《九歌》中保留着对自然多神祟拜的遗迹，《离骚》等作品中，也能够看到其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量承袭和运用。《诗经》三百首中有关“楚风”的篇章大多是对自然风物的吟唱；在民间，古来荆楚卜居建宅，均要“前门植桑,后苑种竹”；生儿育女,历来互馈“竹米”；寿诞生辰，必要种树、“放生”；行事动辄求神问卜。还有流传千年不衰的跳丧舞等，无不蕴含着对鬼神的敬畏。就像元稹的诗中所描述的：“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元稹《赛神》）”楚人尚鬼、崇巫、淫祀、好卜，虽有迷信落后的一面，但生活中这种浓烈神秘的气息，不仅形成了楚人思想和行动上的特立独行，同时也体现了楚人聪慧达观的一面。而这种心理，既蕴含着人们宽厚善良的本性，也为楚人在兴邦建国的艰难历程中提供了乐观的精神力量。

　　这种巫术思维有利于艺术的发展，楚地少有中原诸子那样逻辑严密的抽象说理文章，即使像《老子》、《庄子》这样的哲学著作，也焕发着诗化的形象的光辉。在最能体现楚文化思想的老庄学说中，处处闪烁着达观的精神力量。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和对鬼神的顶礼膜拜的同时，楚人形成了独特的人生哲学。由于从柔弱中来，楚人创造出一套柔弱胜刚强的哲学，如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老子·二十八章》）”置之死地而后生，从绝望中寻找和相信希望，正是楚人乐观精神的写照。在庄子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人也不例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正因为他执著于这样一种“通天下一气”的观念，自然就对死亡抱着一种十分浪漫达观的态度。“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做到像庄子这样旷达？他的人生观，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在湖北长阳、五峰至今仍然因袭着为亡灵“击灵鼓、唱歌、跳舞”的跳丧习俗，更体现了楚人喜欢率性而为、达观向上的秉性。就像今天湖北籍作家池莉在作品中形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要活好！

总之，在一般人看来，所谓的历史，只有到史书或博物馆里去查寻，才能触摸到远古的气息。长江流域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楚文化的物质文明大多虽已消逝在历史的灰烬之中，然而，对于那些记录着人们生活方式和心灵节律的文化心理，却只要一踏上这神秘的土地就会发现。许多千年前的文化习俗，至今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闪耀在我们生活当中，这就是文化心理的魅力，这就是楚风楚俗的“神秘奇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