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描摹和回忆襄阳这一座城市的文字中，我最醉心的是邹演存先生的写在《樊城古镇史话》中的一段：“会馆、庙观、河岸是我当年读书、看戏、游乐的地方；青砖木屋是我从襁褓、牙牙学语、栖息的安乐窝。自幼小从城东端搬迁六次至中段，处处都是我熟悉爱恋的街巷。每每忆及屋前撩檐水，厅前掏雀儿窝，街前赶老鸹，路旁跳房子，跨背过关的童年嬉趣，总有兴味未尽之感；那座座会馆的大庑顶，碧水映着沙滩的儿戏，特别是和善熟悉的面孔，乡音生动别有风韵的方言，能让人留恋着古镇的优美、宁静、和谐。”

　　这是一位耄耋老者的童真回忆，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老人邹先生，小时候在酱园老字号何同昌、黄州书院等地生活过，而如今，此情只可成追忆。

　　近些年，缘于对以往生活的寻找和对当下生活的观照，我开始关注这座城市。这样一种行走或者说阅读城市是不需要地图的，也勿需背囊和行头，兴之所至，随时都可以出发，了无情趣也可以立马回家，我称之为在自己的城市旅行。把别人寻常的日子看成风景，把司空见惯的东西换一种视角去体味，会收获捡拾到发现和探索的惊喜。当然，对于真正的读城者来说，行走在老城中,感情常常是五味杂陈的。既可以从古诗中陶冶浪漫,也可以从沧桑中学会从容面对,还有可能从无助中发出后现代的感慨。

　　一条汉水把一座城切割为两半，南为襄阳，北为樊城，是所谓“南船北马”、“南城北市”。樊城位于汉水之北岸，与襄阳隔水相望，历来为鄂西北水陆交汇要冲，乃汉水中上游商品集散地和商埠中心，民国以后，就有“小汉口”之美称。据史载：樊城因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封仲山甫于樊而得名。早在南北朝梁、魏时，樊城商业已相当发达。李唐盛世，进入鼎盛时期，工商业日益发达，国内各地行商来者日众。清朝年间，沿江兴建诸多水码头，吞吐南北货物，转运汉口至陕南的土洋商品。外地商贾斥资建有川、陕、闽、赣、豫、皖各省及本省会馆。

　　樊城素有九街十八巷之说。徒步在这个城市最古旧的街道，油漆斑驳的门楣上的门牌——不同的制式、不同的编号、不同的名称，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颇有一些沧海桑田的感觉。在逼仄的老街，你可以发现多以行业命名的街道，如铁匠街、机坊街、皮坊街、炮铺街、磁器街等，从中可以揣测这些街巷昔日灯红酒绿的风韵，遥想贩夫走卒摩肩接踵的情形。在邹演存先生手绘的一张樊城中山前街中段（邵家巷至曾家巷）商号示意图上，俨然排列着众多商号：银楼、典当行、南北杂货、货栈、酱园、茶馆、药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

　　中山前街，82岁的熊士林老人家颇为健谈。“我现在住的地方原来是珍华烟厂，是商人郭锡珍和我的老人家开的。解放前我们家还有一家银楼，叫物华银楼，原来在官码头对面，比周协和、张启盛这些银楼的规模小一些，有一间门面，有好几进院子，有十几个银匠。银楼做金银首饰，接受看样定货，也做来料加工，首饰上刻字的活都做。”老人家收藏的照片上虽然可以看到银楼当年的意气风发，但毕竟老街昔日的繁荣和兴盛已荡然无存，物是人非。老房子的骑墙飞檐和汉江上的古老码头正寂寞在一抹夕阳里。

       城市的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城市越现代化，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层次就越高。历史文化名城中众多的古迹名胜、历史街区、文化风情是现代化都市不可缺少的部分。

　　城市也有生命，也会与时俱进。城市历史的嬗变演进，致使一些老街老巷也随之消失或隐名，这些街巷已然成为历史。看看樊城棠芝巷、火巷、天灯巷、雾巷、鞋拔子巷，襄城的电灯巷、莹惑庙巷、扣子巷、小东巷、小西巷、四眼井巷、棚场街、母鸡巷、二郎庙街、提台巷、中府街、复兴路、桑园巷、斗姆殿巷、四衙巷、堂子巷。这些名字是何等陌生，陌生得我们再也不能在某一个地方去与这些街巷邂逅相遇。

　　作家冯骥才说过一段话：如果我们不尊重城市历史，对他们任意宰割，把阅历丰厚的城市变成光鲜闪闪而又腹内空空的暴发户，变成失忆症的患者，那么，我们的后代便会在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里，一边茫然无知，一边骂我们这一代野蛮。

       所幸，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已经认识到，“旧城不仅是一个地区悠久和灿烂文化最好的历史见证，也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价值；不仅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人们的精神家园和集体记忆，也构成我们今天生活的重要背景；不仅可以强化乡土意识，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宝贵资源。”他们不仅具有历史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还凝聚着民众精神的政治、心理价值。

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存城市的记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日前，襄阳古城墙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米公祠、樊城会馆等文物古迹逐步得到妥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也将得到保护性修缮，古老的渡口埠头也改造成旅游码头，城市的基因再次被科学拼接，被细心呵护。这是城市之幸，这是居住于斯的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