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是我的出生地，它三面群山环抱，坐北朝南，与左邻右舍的其他四个门相紧连，排成“一”字形。屋前是一口大堰塘，再向南是数十亩农田，张家河清澈见底的溪水从石板滩哗哗流出，绕过屋前农田经观音岩向东缓缓流去。

　　老屋为四合院土木结构，八大间，青砖黛瓦。大门的青石门槛被进出的人擦拭得油光滑亮，两侧墙壁上残留的四个系马桩，见证了老屋曾经的辉煌。厅屋建有两道大梁，六扇大木门构成的屏风将其一分为二，天井四周立有四根石凳木柱，架有四道大梁，老屋因而大气宽敞。堂屋的正梁上悬挂着一块大匾，“古稀徽节”四个鎏金大字熠熠闪光。它是民国初年我曾祖母七十寿辰时乡人和亲戚们所赠，是对她美好情操的褒扬。老屋的西面是花园，奇花异草和古树名木种类繁多。花园里蓝井竹郁郁葱葱，紫薇、木棉争奇斗艳，尤其是一棵两人合抱的百年金桂十分罕见，每到开花，方圆几里都能闻到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味。

　　老屋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红色记忆。1940年春，党组织派遣青春年少的程力同志从革命苏区来到荆门、当阳和远安一带开展地下工作，曾经在老屋居住数月，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农民暴动，引导青年积极投身革命，创造了“火烧团林铺”等诸多壮举。1992年，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程力再次来到张家场，寻找她峥嵘岁月的青春足迹，特地拜会了我父亲和姑父。在众多乡亲的见证下，他们三人还共同吟唱了当年由程委员教唱的“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让在场的人如临其境。我叔父耳濡目染影响较深，不到十五岁就离家从戎，相继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建国初期，由原荆门县人民政府补发的“光荣军属”匾牌，至今悬挂老屋大门上方。

　　上个世纪老屋就有过两次分家经历。一次是40年代父亲和伯父分家，伯父搬出，父亲成了老屋的第五代传承人；一次是70年代我和哥哥分家，哥哥搬出，我成了老屋的第六代传承人。恢复高考制度后，我搭上首发车，走出了老屋，走出了农村。毕业参加工作后，适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妻和一双儿女转为商品粮户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离开了老屋。后来接二连三有人上门商谈购买老屋的事宜,父亲常常冲着求购者发脾气：“只要我活在一天，谁也不得打这个歪主意！”弄得人家很尴尬。此后，偌大的老屋一直由父母居住守护。2008年正月，父亲离开了人世。为了不让母亲孤独寂寞，我们兄弟姐妹商量把她接出老屋赡养，可她怎么也不答应。再后来我联系了一家福利院，想让她安度晚年，可她却说：“自己死也得死在老屋里。”母亲一面守护老屋，一面耕种砍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前年冬，已是九十高龄的母亲卧床不起，我们姊妹四人侍汤喂药，未敢废离，就像她守护老屋一样，想让她无忧无虑地度过人生最后时光。前不久，我带着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和女儿回老屋，到她床前，孩子们亲切地呼唤：“奶奶，我们来看您了。”她听到熟悉的叫声激动不已，拉大沙哑的嗓门，浑身颤抖地说：“你们回来了！我已守护不住老屋了！这几天，吴常爷经常来敲门，要接我走了。”说完就“呜”地哭了起来，凄楚的场面让人感伤。

老屋历经百年沧桑，自清朝嘉庆年间先辈建房以来，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依靠诚实劳动创造了一个个美好的明天。直至今日，代代相传已有两百余年，人气最旺时曾五代同堂，住有二十余人。老屋见证了我家两百余年的发展变化，滋润了祖祖辈辈子子孙孙。老屋的后生们秉承先辈良好家风，承接老屋风水地气，奋力打拼，没有愧对先辈，也没玷污老屋。特别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从老屋及老屋湾走出了二十多名大学生，有学士，有硕士，也有博士；有国家公务员，有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民营企业老板、白领。如今，他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勉工作，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续写着老屋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