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询问从尝试到常态，法律赋予的权力由搁置到动用，由刻板文本到鲜活实践，询问权的生机愈发呈现。

       2010年 8月，浙江省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对专题询问进行网络视频和图文现场直播；2010年 9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要求询问者发言每次不得超过2分钟，回答问题每次不超过10分钟，对回答不满意的，可以进行追问；2011年 5月，江苏省扬州市人大常委会以“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种评价对询问情况进行表决；2011年 10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的亮点是谁问、问什么问题事先都没有安排，提问者依照显示器显示的按键先后顺序提问……

　　类似这般，广为媒体与受众传颂的询问不少。但“对台词”式的询问也不少：询问人有针对性选定，询问具体问题提前确定，询问的详细问题提前告知应询方，回答的内容提前敲定，问答的次序、细节等周密部署……总之，询问会当场，问答双方“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询问会，一如既往的庄严神圣，却逃不开作秀之嫌。

　　这样的询问，不能回应国人对民主法治的期盼。《中国人大》金果林先生撰写的《人大之“问”，值得期待》一文中有言：“询问权是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监督权力，是人大监督权的题中应有之义，行使好这一权力，是法律的要求、人民的期待、代表的呼声，也是政府的愿望。”在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殿堂上，一切都事先设计好，照稿问，照稿答，如此履职行权，人民怎会满意？

　　这样的询问，不能完成法定监督职责的使命。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设计的监督手段，询问岂可泛泛而问、浅显而问。询问应力主于问实际、问主因、问特情、问细节、问深度、问要害、问全程、问规划、问责任、问承诺，力求于直言关键、直击焦点、直面真实。

　　这样的询问，是对人民权力的亵渎。形式上的一问一答，实质与内涵在于依法监督，是国家主人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工作最高形式的监督，目的是支持他们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共推发展。走过场，摆姿态，轻内容，重形式，令人民权力情何以堪。

　　这样的询问，令监督的实质与实效难以实现。实质与实效，不单纯在于被询问者的真实答复，更在于答复后的严格落实。当专题询问得不到满意答复时，可就有关问题再行追问，对追问答复仍不满意的，可依法启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等更具刚性的监督手段。如此，才应是“有声有色”、“更富实效”的科学解读和有力践行。

　　“对台词”式询问的出现，有思想不客观、认识不到位、程序不规范、制度缺保障、法律不健全等多种因素。但究其主要，应在于思想，在于认识，“不到位的核心问题是观念”。

　　西方有言，议会就是吵架的地方。这话虽显偏激，不符合我国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但是在询问会上多一些合法的纷争、恰当的论辩、深度的追究、据理的诉求，又有何不可？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大胆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需要问啥就问啥，想知道啥就问啥，想怎样问就怎样问，有多少问题就问多少，对回答不满意的，步步追问……这样的询问权才是制度设计的本意，才能体现政治胆识和人民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