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院街、都府堤、三教街、昙华林、珞珈山……百年沧桑巨变，今日武汉的繁华之下，沉淀着半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20世纪上半叶，武汉曾是建党初期的红色摇篮，国民大革命时期的“赤都”，也曾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指挥部。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革命时代风云变幻，更能彰显英雄城市的底色。

建党初期的红色摇篮

    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97号，南临蛇山，不远处是著名的小吃街户部巷。1920年10月，这里是董必武的寓所，也是马列主义者的秘密活动处，中共武汉早期组织就在这里成立。

    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继上海之后、与北京同时的中共第二批地方早期组织。小组在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的支持下成立，成员中有参加过辛亥首义的“老革命”董必武，有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陈潭秋和包惠僧，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以及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等一批有着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革命志士。早在小组成立前，董必武就创办了武汉中学，以此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武汉小组成立后，又凝聚了一批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入社会，在武昌和汉口分别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深入工厂，广泛联络和发动工人群众；深入学校，组建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小组参加中共“一大”，包惠僧则受陈独秀个人委派参会。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有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五位湖北人，其中前四位都与武汉小组有着深深的联系。

    除了建立中共早期组织外，武汉地区的其他革命活动也受到全国瞩目。1917年，恽代英、黄负生等人成立了湖北武汉互助社，之后吸引了林育南、刘仁静等人加入。1920年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又在武汉成立了利群书社，与李大钊、陈独秀保持紧密联系，并影响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一批革命者。1922年春，我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湖北团风八斗湾党小组在浚新学校宣布成立，该小组是由共产党员林育南、林育英从武汉返乡组织的。此外，《武汉中学周刊》《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的创办，也宣传了马列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尤其是1923年2月，当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进入高潮之际，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林祥谦、施洋等人领导了江岸地区的罢工斗争，最终壮烈牺牲。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为争人权、争自由、反帝反封建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第一次显示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国民大革命时期的“赤都”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此役，叶挺独立团血战攻坚，获得“铁军”称号。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划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为京兆区，正式迁都武汉。武汉由此成为大革命的中心，被人们称为“赤都”。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从1926年9月起，中共中央也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配合北伐。同年冬天，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机关云集武汉。至1927年4月，中共中央完全迁至武汉。在武汉期间，共产党人既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也不忘发展革命理论。1927年1月，在共产党领导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外交斗争，汉口40万工农群众成功收复了英国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一次伟大胜利。刘少奇深入工人运动一线，在尚德里2号写出了《工人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毛泽东经过32天的湖南考察，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迈出了结合国情发展革命理论的重要一步。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大革命受到严重挫折。随后的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都府堤召开，担负起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重任。危急时刻，大会首次提出“政治纪律”这一概念，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就是中央纪委的前身。“五大”是党的纪律建设的起点，拥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的都府堤也在日后成为了“中国第一红街”。

    “七·一五”政变发生后，武汉形势陡然生变，中国革命走到了真正的十字路口。1927年8月7日，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共产党人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会后，湘赣边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斗争依次展开。可以说，八七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它召开之日，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尚未消散，而在会议结束之时，土地革命战争的号角便已吹响。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两次常委会议，决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武汉完成了作为国民革命“赤都”的历史使命。脱胎换骨的共产党人从这里走出来，踏上了新的征程。

抗日统一战线的指挥部

    1937年，日寇铁蹄践踏国土，大半个中国陷于战火，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再度迁往武汉。为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前往武汉，成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推动全民抗战的实现。

    周恩来等人在武汉期间，一是积极宣传抗日。周恩来和郭沫若延揽了田汉、老舍、徐悲鸿、冼星海、胡愈之、洪深等一大批社会文化名人，为全民抗战鼓与呼。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新华日报》得以在武汉公开发行，先后刊载《保卫大武汉》《论目前抗战形势》等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使众多爱国文艺家拥有了自己的组织，创作出了电影《八百壮士》等名作。二是广泛发动群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政治部第三厅充分利用台儿庄大捷等契机，在武汉三镇举行群众活动，宣传抗日主张。“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共产党人还发起了“七七献金运动”，筹集抗战资金，并带动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献金热潮，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战，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信念。三是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在武汉期间，周恩来等人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安娜·斯特朗、英国记者贝特兰，以及白求恩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向外国友人分析中国的抗战形势，宣传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扩大了国际影响，争取了国际支持，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武汉期间，除了在汉口长春街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武昌昙华林的政治部第三厅办公外，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人还在武汉大学“十八栋”别墅群居住过一段时间，他们在这里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政治活动，周恩来寓所也因此获得了“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的美誉。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抗日力量云集武汉，使它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挥部。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周恩来作为八路军办事处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之一，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告别武汉父老》，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刘礼堂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陈韬系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