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为江城武汉留下“白云黄鹤之乡”的美名，更让登上故楼、俯临长江的诗仙李白不禁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在那之后，江堤两岸的游人更多的是仰望堤岸上的黄鹤楼，而隔江相望的一座低矮红楼却鲜有人知。掀开百年红色记忆，把目光投向我党曾经最高行政机关——中共中央秘书厅，一幕幕尘封江城的红色画卷又重新映照眼前。

    在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与黎黄陂路的交叉路口，隐蔽着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红楼。红楼外墙赫然印刻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排大字。这栋看似普通的小楼便是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期间，中央常委会和秘书厅办公的地点，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被誉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南海”，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红楼绰影

    小红楼位于汉口四民街61号，也就是如今的江岸区胜利街165、167号。在已知的数处中共中央秘书厅在汉办公旧址中，四民街61号是中共中央迁汉后的第一个秘书厅办公处。1988年12月25日，武汉中共中央秘书厅旧址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9月30日，依托中共中央秘书厅旧址以及与其毗邻的唐生智公馆、怡和洋行公寓三座老建筑建成的武汉中共中央旧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武汉中共中央秘书厅旧址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40余平方米，由一栋坐西向东的三层红砖瓦房及其副楼构成。房屋原主人是被誉为“中国矿藏之父”的中国冶金学家王宠佑。王宠佑任职汉口期间，在俄租界购得土地一块，兴建了四民街61号等房屋，其中部分用于出租。红楼外侧用于砌墙的“阜成”砖出自建于1911年的汉阳阜成机制砖瓦厂，由此推测红楼建于1911年前后。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租用了其中的61号和副楼两栋楼，即今天的胜利街165、167、169 号。

    红墙根下，光影斑驳，绿树成荫。这座沧桑小楼见证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汉的历史。在这期间，面对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的斗争，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作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伟大决策，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秘书厅作为距离党中央最近、服务最直接、联系最广泛、保障最全面的部门，是党中央在汉期间的得力助手，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红楼主人

    秘书厅的发展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2021党的百年华诞，从中共中央秘书处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秘书厅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前身，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机关，是中央工作的运转基地，也是上通下达的枢纽。

    中共成立早期，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没有设立专门的秘书工作部门，具体的秘书工作由党的领导人兼任。1926年7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成立，王若飞任主任。1927年5月，中共中央迁汉后，秘书处改为秘书厅，任弼时的堂弟任作民代理秘书厅主任。1928年7月20日，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中央工作机构中设秘书处。1933年初，中央秘书处随其他中央机构从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因长征精简机构，中央秘书处撤销，职能划归中央军委机要科。1935年10月，长征胜利，中央秘书处恢复。1941年9月，中央决定在中央秘书处的基础上，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西柏坡成立。

    在秘书厅的百年发展史中，武汉时期是中共中央秘书厅的重要发展时期。这期间，秘书厅的组织机构发展成熟，工作职能逐渐完善，自身建设不断加强。从1927年4月到10月，中共中央秘书厅积极为党中央和地方组织服务，促进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如今武汉中共中央秘书厅旧址作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复原陈列进行展出。展览恢复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和秘书厅工作人员在汉办公、居住的场景。临街的主楼有两侧、左右对称，两个门皆可出入，每层均有一间大房子、一间或两间中房子、一间或两间小房子。一侧一楼为警卫室和厨房、二楼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及会客室，三楼为财务办公室及文书办公室。主楼另一侧的一楼为警卫室，二、三楼是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王若飞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办公及居住的地方。主楼后方的附楼设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卧室及图书馆。复原房间通过再现1927年这里忙碌办公的情景，向观众讲述当时发生在这栋老房子里的红色故事。

红楼事迹

    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势力已由中国南部扩展到中部，国民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国民政府陆续迁汉，并于1927年1月1日宣布“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机关及领导人也陆续迁往武汉。直到4月16日或17日，陈独秀到达武汉，标志着中央机关迁汉完成。

    当陈独秀离沪赴汉时，中央秘书厅主任王若飞也在 4月10日左右来到武汉，并在汉口四民街61、62号(今胜利街165、167号)建立了中共中央办公处，这就是武汉中共中央秘书厅旧址。随后，任作民也随中央机关来汉。中央办公处左边是唐生智的公馆（今胜利街163号），邻街附近有苏联总领事馆。中央秘书厅、中央宣传部设在这里，总书记陈独秀和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居住。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彭述之等领导人经常在此开会。不久，王若飞奉中央之命赴上海办理中央秘书厅善后事宜，后留在上海负责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宣传部工作。1927年5月，中共五大后，秘书处改为秘书厅，任作民代理秘书厅主任。

    当时来四民街61号开会办事和请示汇报的人很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在此开会。中央决定了各项人事任免后，相关人员会被通知来61号谈话，领受任务。秘书厅工作繁忙，要为中共中央做好各项服务及后勤保障工作。据陈独秀当时的专职秘书黄玠然回忆，那时共产党已经半公开活动，党的机关人员比原先扩大了许多。黄玠然的主要工作是为陈独秀做会议记录、整理会议纪要。他每天都要把各种会上的发言者讲话写成纪要报告给陈独秀，再由陈独秀归纳整理收录。

    秘书厅还要负责管理中央经费。中央经费的主要来源有党费、党内义务捐献、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长江书店的出版发行收入以及武装起义筹集到的经费等。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藏有当时兼任会计的任作民使用过的皮箱。据任作民的女儿任华明回忆，皮箱自1921年任作民前往苏联留学直到1942年任作民同志在延安去世，一直跟随着他。中共五大会前，任作民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厅的秘书兼会计，管理着秘书厅的财务工作，这口皮箱就曾装载过当年中央的一些重要经费和账目。皮箱内部有一个十分隐蔽的夹层，当年极有可能是用来存放中央内部的机密文件和档案。

    秘书厅在汉期间配合中共中央领导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并领导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创办报刊、书店宣传革命理论、党的政策；大力培养革命人才，广泛发展党员；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抗争，掀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序幕；作出与中国革命命运攸关的三项决策——南昌起义、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爆发，汪精卫和蒋介石相继叛变革命。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鉴于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决定中共中央秘密迁回上海。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秘书厅随中共中央一起撤回上海。

    黄鹤已去，雪泥鸿爪。映照在江上九省通衢的深处，红楼依在，红心永存，红色基因将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