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出身广东贫苦渔家，他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中学时在教会学校开始学习西洋乐器，青年时期他历尽艰辛远渡重洋半工半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冼星海在成长与求学的历练中满怀对祖国的情感，学成归国后，他笃定心思要为民族和大众进行音乐创作。

1937年，武汉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冼星海跟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辗转多地，最终到达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武汉，他以群众歌咏运动宣传抗日；在武汉，他以音乐创作鼓舞士气民心；在武汉，他找到爱侣并携手走向延安。这一年成为冼星海思想与创作成长的关键期。

全心投入音乐抗日救亡运动的冼星海，积极组织歌咏队，举办群众歌咏活动。当时，冼星海参与组织的歌咏队有60个之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星海歌咏队。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遍布着冼星海和歌咏队的身影。他曾在汉口武汉关的台阶上组织千人大合唱，盛况空前；在汉阳门码头的船上组织水上歌咏会，群情激荡、歌声如潮。

歌咏队的活动范围还延伸到了工厂、商店和农村，这些队伍集结起来组织过多次歌咏会和歌咏游行活动。在大冶钢厂，汉冶萍矿区、石灰窑等工矿体验生活，冼星海感受到工人群众的疾苦，激励他们向上。歌咏团体在武昌黄鹤楼边集合“千万民众”（当时报纸报道用语），组成规模壮大的水上火炬游行，以庆祝鲁南大捷。这便是冼星海歌咏活动团结群众，凝聚民心所产生的浩大声势。

群众歌咏队并非专业的歌唱团体。当时有人认为歌咏队在“喊歌”不是唱歌，在教唱过程中，节奏和音准不合要求也是常事，但音乐家冼星海始终不厌其烦投身歌咏队组织训练工作。而高小学生和广大群众对音乐家也无不充满崇敬之情，这让冼星海在音乐教学中感到慰藉。1938年1月17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冼星海的组织推动下得以成立，首场演出收入被作为抗日经费全部捐出。

作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重要形式，1938年4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并邀请冼星海与张曙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第三厅成立之初就组织了“宣传周”“红五月”等宣传活动。活动中，群众歌咏与美术、戏剧、讲演等形式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成为抗战宣传的一个有力武器。然而，国民党试图以第三厅工作笼络文化群体，对无法吸纳的对象便加以打压。冼星海就是国民党重点打击的对象。他的作品被国民党政府无故加以审查、限制和取缔，严重影响了第三厅期间歌咏活动的开展。

即便如此，怀着爱国赤子之心和抗日救亡的激情，冼星海在武汉期间依旧创作了大量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和音乐作品。初到武汉，“通城餐饮店”和“大智旅社”是当时抗日文艺家在武汉的聚集地，冼星海在这里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革命乐曲。音乐创作灵感所致，成就一篇痛快淋漓的《游击军》歌作曲只需一根烟的功夫。在位于武昌昙华林的第三厅工作期间，冼星海继续创作了《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胜利的开始》等歌曲，影响广布。

在武汉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冼星海与武汉六小音乐教师钱韵玲相知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曾在东湖边共同参与电影《最后一滴血》的拍摄，也曾一起乘轮渡往来长江两岸共叙音乐救亡理想以及对亲人、师长的追思之情。1938年7月，他们在汉口“普海春”饭店举行了订婚礼，并于7月22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两人的订婚启示。

随着抗日局势的发展，冼星海感受到旧中国的沉沦和光明的召唤。他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抗战中的陕北》中写到：“延安才是新中国的发源地。许多革命青年向着这边发展，拯救那垂亡的祖国，解放那奴隶的生活。”同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向冼星海发来聘书。10月，武汉沦陷之际，冼星海夫妇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乔装身份，越过重重封锁，到达陕北延安。在延安，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作出气势雄壮磅礴的《黄河大合唱》。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将音乐事业与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将人生道路与理想信念联系在一起。他的音乐也将跨过时空的隔阂，在今天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朝着不变的初心和永恒的理想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