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之畔的武昌司门口都府堤是著名的红巷，这里是中国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位于武昌红巷13号，旧址占地面积约为12850平方米，主体建筑由四栋砖木结构的房屋组成，建筑面积约为4739平方米，是武汉市现存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学宫式建筑。其校舍原为1904年张之洞创办的北路小学堂，1913年改为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1926年并入中山大学，即武汉大学前身。

旧址建筑群坐北朝南，布局合理，排列有序，前后依次排列四栋建筑，中间是面积为280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操场，分隔农讲所的教学和生活区域。在武昌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及家人随之搬进了高师附小对面的一栋具有典型晚清风格的民宅里，现为毛泽东旧居，这里也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农委机关所在地。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武昌农讲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主持农讲所全面工作的毛泽东怀着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极大热忱，同邓演达、瞿秋白、彭湃、李立三、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努力，指导来自全国17个省区的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农运常识，进行军事训练，参加社会斗争，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农运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创办武昌农讲所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第一个指导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时在汉口设办事处，就近指导湘、鄂、豫、赣农运工作，正式任命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1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1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的计划。1927年初，毛泽东在董必武的支持下，选定湖北高级商业学校为农讲所校址。1927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第76次会议议决:“中央党部认为，举办农讲所为非常必要”，遂将湘鄂赣农讲所扩大规模，面向全国招生，交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3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盛况空前。来自17个省份的800多名学员列队整齐肃立于操场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国际工人代表团等方面100多人莅临大会。毛泽东主持开学典礼。邓演达作为大会主席致开会词。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讲话，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湖北省党部代表邓初民、广东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彭湃、国际工人代表团的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等都相继演说，鼓励农讲所学员认真学习，毕业后为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毛泽东是武昌农讲所的实际主持者

毛泽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和延聘教员等许多工作。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机构实行常务委员制，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组成。邓演达身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总政治部主任等多个要职，还一度出发河南二次北伐前线，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实在无暇过问农讲所的具体工作。陈克文以农讲所常委兼训练主任,但因他同时担任了邓演达为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实际主持农民部日常工作，也很少来农讲所。因此，当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对农讲所非常重视，在百忙中抽出许多时间管理，所内具体的日常工作则是交由教务主任周以栗安排。

毛泽东对授课教员非常重视。据当年的工作人员回忆，每周农讲所的课程都要变动，除了基本教员外，还选聘了一大批名人作“临时教员”授课，毛泽东有时也会参与排课的事务之中。

毛泽东亲自主持农讲所招生工作。来自乡间的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优先录取。当年入所学生要求一是革命观点明确，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二是需达到一定文化水平，当时的要求是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三是身体强健耐劳。这样的招生条件既保证了政治质量，又注意了对学生文化程度和身体条件的全面要求，有利于办学培养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武昌农讲所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上，组织学生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当年记录革命烈士的笔记本，反映了农讲所上课时的情况，其中记载关于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的提纲占了三分之一。此外，毛泽东在主持武昌农讲所期间，把自己关于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思想投入到农讲所的教学实践等革命探索中。

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专题。毛泽东在农讲所首次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是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摸清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情况下，撰写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成果和经验的总结，其为党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和制定农民运动方针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据农讲所学员回忆：作报告那天，大教室内外挤满了人，附近的一些农民也赶来听报告。毛泽东身着长衫，站在讲台前用他那浓重的湘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湖南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感。在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时，毛泽东还用粉笔在讲台旁边的黑板上画了三条线，一条向左弯，一条向右弯，正中一条直线。然后他打比方说：一根竹竿儿弯了，如果想把它扳正的话，就必须把它向相反的方向多扳几下才行，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语言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农讲所重视军事训练

农讲所专门设有训练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四个队部和一个特别训练队。学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他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操练两个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军事训练时间增加到四小时。当时农讲所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白天，操场上学生们随着指挥员洪亮的口令紧张地进行训练；夜晚，只要嘹亮的军号响起，学生们马上紧急集合起来。野外演习时，学生们既练走，又练打，学习各种作战技能。当时的形势和斗争需要，使学生们懂得了武装起来及掌握武装斗争的本领的重要性，也为这些学生日后走上革命生涯奠定了基础，为他们日后回到乡间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组织学生投身革命实践

1927年春，湖北阳新、沔阳等地陆续发生了土豪劣绅反攻倒算残杀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蒋介石指使其走狗制造了血腥的赣州惨案。武昌农讲所的学员们为此举行了多次游行、集会、请愿活动。3月26日，在农讲所大操场召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除全所师生外，国共两党著名人士谭延闿、宋庆龄、邓演达、孙科、恽代英、吴玉章、毛泽东等也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悲愤激昂的演说。同年５月，湖北麻城地主豪绅勾结河南光山等地的地主武装，组织“红枪会”，发动反革命暴乱。当麻城危急，中共麻城县特别支部派人来武汉求援时，毛泽东立即从农讲所派出300名学生火速驰援。在剿匪战斗中，学生军英勇作战，捣毁匪巢10余处，打死土豪劣绅和红枪会会匪头目100多人，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同麻城党组织和农民群众一起，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平息了红枪会，促进了农民运动的胜利发展。

麻城红枪会暴乱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也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叛变革命，趁北伐军开赴河南前线，率领叛军直驱武汉，占领了离武汉仅三十公里的纸坊。武汉危在旦夕。为了击退反对派的武装进攻，毛泽东派武昌农讲所学生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一起编为中央独立师，奔赴前线，配合叶挺率领的革命军打败了夏斗寅，以革命武装保卫了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在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斗争的关键时刻，农讲所学员英勇顽强地同蒋介石之流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教育和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起了积极作用。在这期间，农讲所学生担负守卫武昌的任务，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守卫在武昌城头要道，为保卫武汉，粉碎叛乱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6月19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民协会举行“欢送农讲所学生毕业会”。胸前戴上背面刻着“农村革命”的毕业证章，800多名学员告别了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学友，告别了此生难忘的武昌黉巷，走向各地农村，遍布神州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中坚力量。毛泽东筹办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其前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初始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