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规范之一，是儒家关于君臣关系及社会道德的重要思想与主张。忠义既是以臣事君的最基本准则，又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之一，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

忠义观念为传统士大夫道德精神的重要内容，亦是支配其行为方式的内在力量之一。古代有不少忠义之士，他们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是对国家之忠、民众之责任、朋友之信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文圣推孔子，武圣推关公。一般理解为孔子是以其提出“仁”的思想而至文圣，关羽则因其践履“忠义”以达勇武的德行而成为武圣。关羽的“忠义”，正是儒家君臣关系与人际道德上的直接体现，成为天下伦理的表率，因此被统治阶级极力提倡，同时也深受劳动人民拥戴。

关羽与荆州

关羽堪称中国的“忠义”符号，而诠释关羽的忠义，一定要浓墨重彩说荆州。“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荆州是关公威震华夏、显灵成神之所。关公从建安六年随刘备投荆州刘表之后，直到建安二十四年满花甲之年在临沮壮烈牺牲为止，近二十年一直在荆州这块土地上战斗。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刘备刚借得荆州以为立足之地，便封关公“为襄樊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又“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王述昌《荆州：关公文化的源头》一文中写到，关公董督荆州，“专有荆土”，集中体现了关公以义为核心的忠勇品格。作为儒家教义的忠、义、仁、勇，在关公身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三国志》关羽本传说他“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用关羽自己的话说，“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谋士程昱说：“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三国志》说关羽“善待卒伍”、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宁可败走麦城，而不忍毁城伤民，这是他的“仁”。

关公董督荆州，不仅东拒孙权，北伐曹操，西保刘备，而且对荆州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荆州百姓的拥护。关公的遗迹、传说遍布荆州，如“马刨泉”的故事。传说当初关羽受命率部去当阳长坂救援又一次被曹军围困的刘备，时值酷暑，士兵们口渴难忍，附近又找不到水源，关羽平时十分爱护士卒，见状非常着急，不住地挥鞭叹息。赤兔马心领神会，咆哮着使劲用前蹄刨地，把泉水给刨了出来。众将士饮水后精神大振，一举击败曹军救出了刘备。有诗赞曰：“赤兔腾空关坡前，口干舌燥喉生烟。一声长啸龙王至，刹时蹄下涌清泉！”“马刨泉”今位于荆州城西北20多公里处的八岭山山麓，泉口呈马蹄状，泉水久旱不枯，久雨不溢。又如“望兵石”传说。“望兵石”位于荆门老城区南郊，在虎牙关西侧有一条很陡的石坡路名叫关坡，关坡上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有一双深深的脚印，这块巨石便是“望兵石”。“望兵石”方圆十里，青石林立，块块石头皆朝北方。传说关坡所在的山岭原本并无突兀的石头，东吴大将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后，关羽急于夺回，由于赤兔马太快，飞奔至此，大队人马却落后很远，他站在一块巨石上向北，因嫌位置太低，看不到远处的兵马，便心焦地吼道：“顽石顽石，快快抬起头来……”关羽双脚跺石头，巨石格格作响，一双深深的脚印留在了巨石上。山神土地皆被吓昏了，于是按照关羽的意图，喝令满山石头钻出头来向北昂首而望，宛如千军万马布阵在山岭上。后来吕蒙领兵到此，只见满山皆“兵”，以为又是诸葛亮施的计谋，赶紧带兵退去。后有民谣传唱：“一声怒吼鬼神惊，满山岩石把头伸。犹如诸葛八卦阵，吓退吕蒙数万兵”。

“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关公就是荆州的民众所敬奉的神灵之一。《隋书·地理志》记载：“荆州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由此孕育了玉泉山关公显圣的故事。《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写道，关公麦城遇难以后，其英魂不散，荡游至玉泉山，见到普净禅师，要求指点迷津。因关公曾在过五关斩六将之时，于汜水关前镇国寺中得普净之助而脱险，今番遇祸身死，其灵魂又在普净点化之下，恍然大悟，便皈依佛祖。后来经常在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在山顶上建庙，常年祭祀关羽。

关羽形象有着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他身上，融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优秀品质。

习珍守零陵

汉末与荆州有关的忠义之士，还有一位习珍。习珍（？－220年），襄阳人，三国时蜀汉将领，以忠义闻名。

习珍早年追随刘备四处征战，赤壁之战后，刘备据有荆襄，任命习珍为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县）北部都尉，加号裨将军。关羽北伐中原时，习珍留守零陵。孙权派兵擒杀关羽，郡内各县纷纷投降孙权。习珍想守住所在的城池不投降，他的弟弟习宏说：“驱使溃散已极、不可收拾的人民，来抵挡乘胜而下、其势正盛的敌军，而且铠甲质地不坚实、制作不精良，兵士平素缺乏严格精到的训练，是难以成功的。不如暂时向他投降，然后作出大的功效来报效汉朝。”习珍采纳了他的意见，表面上投降了孙权，暗地里与樊胄等人相约共同起兵，不幸樊胄被孙权派军打败并消灭掉。习珍于是占领七县之地，自立为邵陵郡太守，屯兵于少数民族地区，坚持服事于蜀汉。

孙权派遣潘濬讨伐习珍，所到之处都被攻下，只有习珍所亲自率领的几百人上山继续抵抗。潘濬几次写信给习珍，多方譬解，加他投降，习珍都不作回答。潘濬于是只带领几个人，亲自来到山下，要求与他交谈。习珍对他说：“我一定要做汉朝之鬼，不做吴国之臣，逼迫我是没有用的。”并开弓放箭射向潘濬。潘濬开始攻打，习珍坚守一个多月，军粮和箭支都已用尽。他对部下说：“我受汉中王的厚恩，不能不以死来报答。你们何必同死呢？”说完就拔剑自杀了。刘备听到习珍败死的消息，为他举行了葬礼，追赠他为正式的邵陵太守。习珍宁做汉朝之鬼，不做吴国之臣，他对汉中王刘备的忠心耿耿，深刻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忠与义。

《说文解字》释“忠”：“敬也，从心，中声。”段玉裁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尽心曰忠。”可见“忠”词源本义强调“从心”、“尽心”之意，即尽心为他人效力，这是泛义上的忠，也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家对忠的基本理解。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朱熹注云：“尽己之谓忠”“为人谋时，竭尽自己之心，这个便是忠”。戴震说：“竭所能之谓忠。”忠德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论语》之中，忠被当作一种普遍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贯穿于处己、待人、为政的过程之中。忠之为德，不仅表现在言语上的诚恳坦直，要“言思忠”（《论语·季氏》），而且体现在行为上的诚实守信。在问及为政之事时，孔子亦答之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强调了行使政令时的尽心尽职，诚实不欺妄。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臣关系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孔子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忠与义常联系在一起，所谓“义”，即是宜，是当然、应该之意。孔子认为人须依义而行，即人的行为必须合乎必然的准则。他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义就是当然的准则，当然准则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便有不同的含义。

忠是有原则性的忠，忠心、忠行并非可以无原则地施于任何人和事情之上的，它只是对那些中正、合义的事的竭心尽力。如果对于邪恶、非义的事情竭尽全力，那不是忠。《忠经·天地神明章》说：“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也说：“忠者中此者也。” “忠”与“中”古义相通，中即正、直、不偏不邪的意思。这都是说忠必须出于公而非出于私，为人谋之忠应该是善而非恶。忠义是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既是道德理念又是行为规范。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之忠德，尽忠的对象不仅仅是君主，包括一切人，包括国家和民族。忠义思想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