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将计量称为“度量衡”，其中“度”相当于现在的长度测量，“量”相当于现在的体积测量，“衡”则相当于现在的重量测量。我国的度量衡制度，相传起源于黄帝时期，如《通鉴》记载：“黄帝命隶首作数，以率其羡，要其会，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所谓“作数”，就是制定各种计量单位与标准。根据记载，黄帝下令“隶首”（黄帝史官）设立“五量”（指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即发明了度量衡和亩数。因为史官隶首始作算数，后世也以“隶首”指称善于算数的人。

黄帝毕竟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的人物，后世相关的文献记载也不足证，加之又没有同时期出土文物佐证，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认定我国的度量衡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究竟起源于何时，尚待进一步研究。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典章制度也进一步成熟，与商品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当然也不会例外。

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度量衡制度日臻完备的历史进程中，楚国的度量衡制度的先进与科学、成熟与完善，处于列国之冠。在目前的楚文化考古工作中，各类称量计称的权衡度量器具出土不少，使我们对当时楚国的度量衡制度与发展水平刮目相看。同时，由于权衡器具比度器和量器应用更加广泛，加之权衡器具较之度器和量器更容易保存流传下来，迄今考古出土的权衡器具数量远远超过度器和量器的数量，这也是楚国权衡度量器具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权衡器：天平与砝码

权衡器又统称衡器。其实，这只是人们相沿成习的称谓，汉代以前的文献对权与衡还是有所区分的。权主要指秤锤，如《广雅·释器》云：“锤谓之权。”衡主要指秤杆，如《荀子·礼论》云：“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因此，下文姑且将权器与衡器分开介绍。

迄今为止，楚国权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都有发现，其中尤以湖南出土最多。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湖南清理发掘的2000余座楚墓中，有101座墓出土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铜权——砝码，占清理总墓数的5%。在这些墓葬中，最多者出土10个砝码，最少有1个砝码，一共出土389个。这些砝码中，最大重量的砝码和最小重量的砝码数量较少，标示中间重量的砝码出土较多。砝码均为环形，故又称“环权”。

砝码以几枚为一组使用，形制相似，大小相次，制作较为规整。一般表面无纹饰，有的上面铸刻铭文。砝码外环径基本为内孔径的一倍，重量依次成倍数增减。在标识重量方面，楚国砝码采用铢、两、斤递进制，并出现官府监制、颁发的标准环权。

同权器的情况一样，楚国的衡器（天平）也主要出土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同样也是以湖南境内出土最多。在湖南发掘的近2000座楚墓中，出土天平的有15座，其中有2座墓出土的天平是完整的，另有1座有天平杆而无天平铜盘，其他12座只有天平铜盘。

郢爰是楚人铸造并使用的一种黄金货币，其价值是依黄金重量多少来决定的。用来称量郢爰的就是天平。楚人使用成熟的天平砝码，使黄金具备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功能。我们试以湖南境内出土的两件完整的天平为例，对楚国天平的形制与使用作一些复原研究。出自常德常棉50号楚墓的天平很完整，包括一根天平杆和两个天平铜盘。天平杆长21厘米，正中及两端有孔，天平铜盘直径4.4厘米，每个盘重6.9克；出自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的天平保存也十分完整，天平杆长27厘米，中间有一丝线提钮，丝线长13.5厘米。距衡杆两端0.7厘米处有两个秤盘，盘为青铜制造，盘径4厘米，盘边对称地系有4根丝线，每根长9厘米。系秤盘丝线的上端，束拢后分别系在衡杆两端0.7厘米处。交易中实际称量时，两个秤盘上分别放置金币和青铜砝码，提起提钮，增减秤盘中的砝码的重量，使天平衡杆呈水平状态，此时秤盘中砝码的重量即是所称金币的重量。因为这种天平衡杆上提钮到两端的秤盘丝线系点距离相等，从力平衡原理来看即是“等臂”，所以后世称之为“等臂天平”。直到今天，这种利用力的平衡原理制作的等臂天平仍广泛地被使用。目前我国已经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天平砝码，多数出自楚墓，这是楚人权衡器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度器：铜尺

所谓度，即计算长短，而度器，即计算长短的器具。《尚书·舜典》曰：“同律度量衡。”郑玄注：“度，丈、尺也。”《汉书·律历志上》云：“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据文献记载，楚人十分重视“度”这项工作。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国为治理军赋，首先就是“度山林”。这里的“度”，即丈量山林面积。《商君书·算地》有“治草莱者不度地”的记载，可互证。据前引《左传》相关记载，我们不难获得两点信息：第一，楚国已具有相当完备的度器；第二，楚国应该设置有专门管理山林田地丈量工作的部门与职官。

楚国的度器实物，极为少见，迄今只出土过2件，皆为铜尺。其中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中的一件铜尺长22.5厘米，出土于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的一件铜尺长23厘米。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葬的一件铜尺长度也是23厘米，楚国铜尺的长度与中原地区铜尺长度基本相合，可见楚国度制与中原列国度制没有明显的区别。

量器：铜量

楚国的量器，至今能确定的只有铜量。考古出土的楚国铜量，共有6件，其中4件出于安徽，1件出于江苏。1935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了一大一小2件铜量（现藏安徽博物院），器形均为筒形，直口缘，方唇，平底，中腹部置一环钮。其中大铜量表面粗糙，未经修理，浇铸合范痕迹尚存，水测容积为1140毫升；小铜量表面较为光滑，水测容积为216毫升，与著名的商鞅方升、秦始皇方升容积相近似。据介绍，寿县楚幽王墓当时还发现有1件水测容积为1200毫升的铜量，但后来下落不明。

1955年，文物工作者在安徽淮南征集到1件楚国铜量，方唇，直口，圆筒形器身，平底，侧壁有一环钮。该铜量通高11.7厘米，口径12厘米。器身镌刻铭文因笔划细浅且锈蚀严重，难以指认，但依稀可辨有“楚□□陈郢□……”。其水测容积为1125毫升，当为官方颁行的标准量器。1976年，文物工作者在安徽阜阳征集到又1件铜量，形制与前述淮南铜量相同，方唇，直口，筒形器身，平底，侧有一环钮。该器通高12厘米，外径11.3～11.5厘米，内径10.5～11.0厘米，内深11.5～11.7厘米。出土时已残破为12片，修复后水测容积为1110毫升，略低于标准容量。

江苏铜山小崖山西汉崖洞墓出土了1件楚国时期的铜量，量身镌刻有铭文“楚私官，重一斤一两十八铢”。该铜量形体、容积较小，水测容积为200毫升，略低于安徽寿县楚幽王墓出土小铜量。此外，江苏盱胎南窑庄也发现楚铜量1件，器物制作精美，器身有铭文“容一斗五升”，水测容积为3000毫升。

寿县大铜量、淮南铜量、阜阳铜量为同类量器，其标准容量即淮南铜量所测的1125毫升。寿县小铜量未经修整，数值偏低，若加工后增加9毫升，则为225毫升，恰好是大铜量的1/5。江苏铜山小铜量因为系“楚私官”所制，故容积为200毫升，略低于中央政府所颁行的标准小铜量。也就是说，楚小铜量为1升量，大铜量为5升量。由此可见，楚国的量制也是比较完备的。

著名学者王孝通先生在《中国商业史》中指出：“春秋之时，南方诸国，以楚为最强。楚之所以强者，物产富也。”我们认为，楚国之所以富甲一方，除物产丰饶外，以完备的度量衡制度为支撑的发达商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楚国的度量衡发展水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商业兴盛，各国之间贸易频繁，度量衡制也不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趋统一。这种量制的逐渐统一，为后来的秦统一度量衡，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