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大地向来就有顺潮流而动、开风气之先的传统。作为国学主体的儒释道三家，在江汉之间，一代代大师皆有锲而不舍的探索与持之以恒的发展。早期佛教如智者大师、慧远大师都分别在湖北创立过他们的道场，如鄂州的清泉寺、当阳的玉泉寺，至今还是净土宗、天台宗的重要寺庙。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禅宗，最后也是在湖北黄梅确立了它的教义仪轨与丛林制度。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先后在黄梅弘法悟道，故佛教界有“黄梅天下禅”之称。近现代，八指头陀的法嗣太虚在武汉创办武昌佛学院，倡导人间佛教，可谓不遗余力。在他之后，均出生于湖北新洲的当代高僧本焕、净慧两位大师承传人间佛教之传统，致力于佛教的现代化，其信念与决心，可谓历久弥坚。净慧大师倡导“生活禅”，是对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发展。他在先后担任河北赵县柏林禅寺、湖北黄梅四祖寺方丈期间，连续举办了十七届“生活禅”夏令营，对佛教融入现代生活，走向现代人的心灵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道教与道学在湖北的传播，同样不可忽视。远古的楚国是道学的发源地之一，西汉盛行的黄老之学，其思想资源的供给来源于齐国与楚国。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下令将湖北的武当山建成皇家道场。从此，武当山声闻天下，它不但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武当太极拳与道教音乐，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湖北堪称儒学传播与教育的重地。无论是宋代创立的旨在研习程朱理学的问津书院，还是晚明时期湖北各地大量涌现的传播陆王心学的私学，都在当时当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明代泰山学派的中坚、江西吉安人何心隐数年在武昌、孝感、荆州、黄冈一带讲学，影响很大。他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意见领袖，最后因遭人陷害而殒命湖北。比他稍晚一点的大思想家李贽，在主动辞去云南姚安知府的官职之后，应耿天台、耿天理兄弟的邀请，到他们的家乡麻城创办龙潭书院，一住十七年。期间，因他的不拘礼教，求新求异的教学与生活方式引起当地道究的不满，被指斥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最终离开了湖北。

　　何心隐、李贽在湖北的遭遇亦有值得研究之处。一是他们为何特别得到湖北青年学人的欢迎，二是他们为何为当局所不容。这既说明湖北这片土地上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包容性，也能体会到保守与僵化也是这片土地上值得改造的地方。

　　近代的张之洞，正是这样一位兼有传承与改造这两种历史使命的文化伟人。他督鄂十九年，立足本土，师夷制夷，矢志改革，创新时局，从不懈怠，从不彷徨。孙中山先生称赞他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他更是一位笃学多思的教育家，由他一手创办的两湖书院，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家、实业家与教育家。他曾为武昌的奥略楼写过一幅对联“昔时整顿乾坤，缔造每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自信！在他眼中，荆楚大地是历代圣贤整顿乾坤的地方，他相信自己也能在这片文化的沃土上建立超迈古人的事业。事实上，他没有辜负湖北，湖北也没有辜负他。

　　张之洞之后，湖北学人在梳理、承传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漫漫长途中，仍然以“挟泰山以朝北海，舍我其谁”的壮士胸襟，拓展一片新天地。新儒家的创始人之一熊十力先生，以及稍后的汤用彤、徐复观等硕儒，无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费尽移山心力。还有值得一提的学人如黄侃、殷海光、胡秋原、王元化、汤一介等，无不在中国文化史或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当今之际，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湖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如何把握时机，因时顺变，再一次从内圣中开出外王，这值得我们作殚精竭虑的探索。从地理上，湖北九省通衢，从文化中，湖北交通文轨，在这片土地上建设好中国文化的立交桥，应该符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方略。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文学艺术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