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鼠类带来的疫灾打了几千年交道。不论是农耕的破坏还是疾病的传播，鼠类一直是人类的心患。那么，古人到底采用了哪些办法，来对抗疫灾中的鼠类宿主动物呢？

周朝：祭拜猫神。“迎猫”是周文化重要的祭祀活动“天子大腊八”之一。其实不仅是先秦文献，随着儒家文化在战国以后的崛起，在历史中，后世关于“迎猫”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的“迎猫”，其实并非是迎接猫，而是迎接或迎奉猫神，祭祀、祭拜猫神，通过迎猫神的仪式祈求猫神出力，消灭破坏农耕生产的田鼠，保护农作物不受损失。

汉字“猫”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说文》云：“猫，狸属，从犭、苗。”由“犭”和“苗”字组成的“猫”字，在《埤雅》有更为直接的解释，云：“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先秦文献中所出现“硕鼠”“鼠”和“田鼠”，以及鼠与猫的关系都表明，先秦时期的“鼠”字往往指的都是破坏秧苗的田鼠。田鼠是最早被华夏民族认知并与其建立对抗关系的鼠类动物。

时人因为充分认识了田鼠的活动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害，但是又无力通过自己的力量对抗体形小、活动速度快，而且繁育力极强的田鼠，于是，人们便将求助的目光放到了自然界中。

周人渴望通过对猫神的祭祀来呼唤猫到农田中捕获田鼠，以保护农田里春耕时的秧苗。这样以猫为神的礼俗在世界上，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古代农耕文明中并非个例，古埃及人对猫神贝斯特的崇拜还远比周人更加典型。

汉朝：驯狗捕鼠。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企图仅仅通过祭祀活动保证农业生产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农耕经济，时人迫切地需要一种经过人工驯化的动物能够充当田鼠的“人工天敌”。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都可以证实，华夏民族最早驯化的捕鼠动物其实是狗。

在四川省三台县郪江墓中，发现了一块鼠狗形象的砖雕，砖雕雕刻了一只双目炯炯有神的鼠狗，而之所以判定它的鼠狗身份，是因为它的口中叼着一只肥大的老鼠。值得注意的是，鼠狗口中的鼠，并不是田鼠，但从鼠与鼠狗体型的比例看，亦与今天常见的褐家鼠不同，它的体型介乎于田鼠与褐家鼠之间。

郪江墓开凿于东汉中晚期，这表明，可能是始于春秋齐地的，以训练鼠狗来捕鼠、治理鼠患的风俗，最晚到东汉中期时，就已经从齐地传入西南的蜀地，并被蜀地接纳了。

唐朝：驯猫捕鼠。经过了秦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以后，文献中与鼠类有关的记载越来越多。“鼠”字也从先秦时所指的田鼠，逐渐转变为栖息于人类生活空间中的褐家鼠。

通过将这些记载与先秦和秦汉时期所记载鼠类动物的生存特征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人居空间内的鼠类动物自身的习性、分布和种群数量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例如，唐代柳宗元作《永某氏之鼠》一文中，讲述了唐代永州一间民居中的鼠患现象。老鼠栖身于民居的建筑中，普通百姓借猫捕鼠，文中故事的背景就是当时寻常人家的寻常生活。可见，唐代时，鼠类在民居内的繁殖生存与人类的灭鼠活动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而且在这时的中国，猫已经被成功驯化，也成了时人捕鼠、灭鼠的帮手。

南宋洪迈著《夷坚志》中，《戊卷》有《钱氏鼠狼》一篇讲大理寺评事钱仲买鼠狼灭官衙中的鼠患。鼠狼应该也是鼠狗一类经驯化，专为捕鼠的犬科动物。这一方面说明即使猫已经被成功驯化，但被称作鼠狼或鼠狗的传统捕鼠动物还在被使用，捕鼠的方式多种多样。另一方面也说明，唐宋时期，随着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与鼠类的主要对抗已经从农田转向城市，以褐家鼠为代表的，包括鼷鼠、褐鼠、黄胸鼠、黑家鼠等栖身于人类建筑物、构造物内，完全依附于人类活动而生存的鼠类动物种群数量已经蓬勃发展，广泛分布在人居空间当中。这一时期，无论是民居还是官衙，粮仓还是府库，鼠类动物的身影无处不在。鼠患的威胁从农业生产蔓延到人类社会、人居环境的各个环节和空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