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我国鼠疫有确切记载的最早年代是1644年，发生在山西潞安。其后至建国以前的三百多年间，约有180年发生过鼠疫，死亡近240万人，其中爆发于1910-1911年间清末中国东北的肺鼠疫情，是20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次鼠疫事件。这场疫情开始于1910年10月25日，结束于1911年4月18日，历时半年，给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沉重的心理阴影。

这场鼠疫源自于旱獭——一种常年生活在寒冷干燥草甸中的啮齿类动物，其体内潜藏有烈性病毒，在我国的东北、内蒙、新疆都有分布。20世纪初，旱獭的毛皮在世界皮草市场深受青睐，当时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毛皮进行适当的加工，其成色就可与貂皮媲美，且旱獭易得、毛皮的利用率大大高于貂皮，一时旱獭毛皮成为世界皮草市场的宠儿，需求倍增。当时俄罗斯、蒙古以及中国东北是旱獭的主要栖息地，一些被利益驱使的中俄商人看到这一商机便开始招募劳工大量捕杀旱獭，一些没有捕猎经验的中俄劳工对捕杀的旱獭不加筛选，随着染病的旱獭被捕杀贩售，一场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鼠疫疫情正悄然而至。

1910 年春夏之交，在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即已发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东西伯利亚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之俄方在出现鼠疫疫情之后控制严密，疫情在俄国境内并没有出现蔓延态势。

疫情出现后，俄方出于防疫需要，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劳工驱逐出境，据当时《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随着染疫劳工相继回国，一场由中国东北一路向南直至华北平原的鼠疫疫情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

归国的劳工返程路上只能寄宿于简陋的客栈，寒冷的冬天，夜里睡觉几十个人拥挤在一起，一旦有人感染鼠疫，自然就会快速传播开。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内，一名客人突然暴死，死者先发烧，后咳嗽，最后吐血，三到五日就因呼吸困难而死，死后全身呈黑紫色，这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例东北鼠疫病例。之后疫情扩散，一路向南蔓延。10月27日，哈尔滨出现疫情，10月31日，长春出现疫情，1911年1月2日，奉天出现第一例鼠疫死亡患者，接下来，大连、天津、北京、济南也相继出现疫情，形势严峻，十万火急，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据统计，死于此次鼠疫的人数达 6 万余名，仅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 51155名。鼠疫不仅造成民众大量死亡，坊间人心惶惶、谈疫色变，而且还导致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出现全面混乱状况，交通断绝、物资短缺、商人停市、工人停工、学生停课，人民生活窘迫不堪。

疫情发生之后，清政府审时度势，组织力量，开展控制。清政府开始成立相关防疫机构，任命防疫医官。清政府在中央设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北防疫处，在吉林、奉天各设省防疫总局，在各府厅州县设立防疫分局、防疫所、防疫分所。防疫局内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检疫所专门检查进出疫区人员是否染疫；庇寒所负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开展消毒事宜。清政府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防疫队伍。外务部委派伍连德博士赶赴东北，任哈尔滨总医官，统辖中外医生，指挥东北整体防疫工作。

清政府制定了各项防疫法律法规。在法律上保障了防疫工作的实施。据统计，自1910年底到1911年上半年，中央及地方共出台相关防疫法规达百件，其中涉及疫情报告、阻断交通、检疫隔离、清洁消毒、防疫善后等方面。例如，防疫总局译印的《东西各种防疫成法》、奉天公布的《奉天防疫事务所规定隔离所章程》、吉林防疫总局颁发的《吉林省防疫总局章程》等。

清政府首次采用近代科学防疫法。伍连德博士接手哈尔滨傅家甸疫区之后，分析疫情，做出判断，进而采取针对性的防疫措施。他将疫区划分为红、黄、蓝、白四区，各区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护士、警察及相应物资，各区定时清杀，各区居民只允许在本区范围内活动。因鼠疫发生时正值寒冬，地面封冻，病人死后无法埋葬，一时尸横遍野，伍连德意识到一旦天气变暖，病菌不断繁殖，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建议并实行焚烧控制疫情，感染人数逐步下降，疫情出现转机。

为防止疫情蔓延，切断鼠疫传播渠道，清政府施行了交通管制。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封锁山海关，宣布任何人进出山海关需隔离五日才能通行；1911年1月14日至19日，清政府又下令停运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1911年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面停运。

当时东北鼠疫经费紧张，清政府多渠道筹措防疫经费，一部分来自政府拨付，另一部分来自银行财团借款，但资金缺口仍然不小。于是各地还开展防疫赈捐。据记载，在奉天，要求各商董按铺交纳防疫经费。在辽阳，绅商筹措经费自发组织防疫所，办事员自愿服务，不领薪水。在开原，商务会所有职员医官，不支薪膳。凡防疫卫生方面所需经费 “皆由各街商号募集”。在天津，英界各行商还筹洋五十万元设立防疫医院。

任何一场人类传染病，都需要民众的积极配合。鼠疫发生之时，物资短缺、商铺倒闭、物价飞涨、各行各业停工停产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加之信息不通畅，谣言四起，社会情绪极度恐慌。当时人民由于缺乏科学知识，普通民众受天命论的影响，多认为生死由命，消极待世，给防疫工作带来巨大阻力，大大降低了防疫效果。于是清政府大力宣传普及防疫知识，东三省总督锡良下令各州县广泛贴布告加强防疫宣传，普及科学防疫知识，消除民众疑虑。当时著名的报刊如《盛京时报》《大公报》《申报》也纷纷开辟专栏，刊载鼠疫的致病原因、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根治方法等科普内容。

发生鼠疫的东北地区还面临另一重压力。日本和俄国知晓疫情的严重性后，都想通过得到疫情指导权，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当时的清政府软弱妥协，交涉初期，面对复杂的疫情，许多政令无法实施。国际专家一直将此次疫情归于腺鼠疫，认为只通过接触传播，错误判断导致防疫措施不到位，加上交通管制滞后，大量人口流动，为防疫带来困难。

疫情之初，人们容易心存侥幸，不够重视。疫情早期，东三省当局对疫情认识不够，除了将病人隔离埋葬以外，再无其他具体防疫办法。直到疫情迅速蔓延扩散，日俄出台了相关防疫法令，清政府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组织人力、物力赶赴东北进行救援。但因错过了疫情最初的控制时期，延误了防疫工作。清末东北鼠疫历时半年才结束，其间经历了十分困难的过程，最终人类战胜了鼠疫。在感恩大自然放过人类之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