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镜照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最初人们以水照面，后又以盛水的瓦盆作为最早的镜子。铜器发明以后，渐渐开始以铜为镜。

距今4000多年前，出土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的齐家文化墓葬的一面小型铜镜，应是目前考古资料中所知最早的一面铜镜。在古代，铜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铜镜是精美的工艺品，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文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铜镜，即以铜或锡或银铅制作而成的镜子。《周礼·冬官·考工记》里讲“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金即红铜，鉴即铜镜，也就是说，铸造铜镜以铜锡各一半的配比最佳。

早期的铜镜主要用于礼器祭祀。春秋以前，铜镜出土数量较少。战国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不断提高，加之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铜镜用于礼器祭祀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日用化潮流发展起来，且越来越多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铜镜出现，楚式镜就是当时镜系中特征鲜明的一支。

楚式镜是对出土于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和安徽等地春秋战国时代铜镜的总称。这种铜镜不仅出土数量多，且艺术风格独特，行制、纹饰丰富多彩而富于变化，工艺水平也相当高。20世纪20年代中期，安徽寿县一带古墓出土的铜镜，因其风格明显有别于汉镜，曾被称为“淮式镜”、“先秦镜”或“先汉式镜”。解放以后，湖南长沙近2000座战国楚墓中出土铜镜470余面，随着后来其他战国楚墓铜镜的不断发现，它们这才被命名为“楚式镜”。

据粗略统计，战国铜镜出土的数量达千面以上，近四分之一出土于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与此相反，在中原和其他地区，随葬铜镜的比例则小得多，如郑州二里冈战国墓、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西安半坡战国墓出土的铜镜仅为个位数，这种数量悬殊的现象说明：第一，当时的楚国是战国时期铸镜业最重要的中心；第二，战国时期楚地铜镜使用最为普遍且广泛流行。

楚式镜独特艺术的形成可分为战国初期的后叶和战国后期两个时期，镜型经历从圆到方，镜面从小到大，从全平到微凸，镜缘从平到卷，镜背从仅有地纹到以地纹烘托主纹，地纹以云雷纹较少而羽状纹较多，主纹从仅有花叶纹或山字纹或禽兽纹到纹样间交错组合，雕刻手法从浮雕到透雕，镜钮从无到有等等。一系列从简到繁的迅速变化，让我们看到这一面小小的铜镜在楚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楚镜质地轻巧，镜的厚度一般1-2毫米，一般不超过3毫米。据梁上椿著《岩窟藏镜》记载，寿县、淮河流域出土的楚镜直径不到10厘米，重量不超100克。长沙出土的四山镜，直径11.4厘米，重81克。

楚式镜类型众多，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等，然流行最为广泛的为“山”字镜。凡山字镜，以羽状纹为地纹。山字，通常四个，少则三个，多则五个以至六个。出现较早、数量较多、持续较久的山字镜，是四山镜。典型的四山镜，四个山字之间配有花枝、花叶、花瓣，每个山字都是减地双钩，圆中见方，柔中带刚。五山镜、六山镜和三山镜比较晚出，花纹更加繁复，但都无法动摇四山镜的地位。

山字镜在战国前期就已出现，一直流行到西汉初期，发现地除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楚墓，在河南、陕西、四川，以及原苏联境内的阿尔泰山西麓都有出土，可知当时山字镜流行之广远，受到多地喜爱。有关山字镜“山”字含义一说，有说可能和“楚伐中山”有关，曰：山字镜原产中山国，楚伐中山后渐流行于楚地；有说和楚人祖先崇拜有关，楚人以先人去世后身居深山，作镜以表达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更有说“山”字和楚字“火”极为相像，楚人身为祝融后代，崇凤崇火，似乎也不无道理。至于山字的具体含义，还有待继续分析考证，也许我们可暂把好奇心放在一旁，从镜背或左旋或右旋的减地山字纹中一窥当时楚人对装饰艺术的独特审美和浪漫气息。

山字镜造型浑圆，其装饰纹样多取天地之象，或写实，或寓意，大多呈旋转型，其构图的形态和风格多主导性地表达出一种神秘、庄严和旋转不息的气势。楚式镜的这种装饰形态和风格不仅是适合造型的需要，而且是楚人宇宙意识的直观反映，是楚人宇宙天穹的象征图式，这种图式对秦汉及以后的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式镜的盛行，终归是在战国时期楚国社会经济发展，财富增加，青铜冶炼技术提高，国力日益强盛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反映了楚国上层贵族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通过小小的一面镜子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追求和对宇宙世界的认知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