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5周年和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一晃步入社会多年，工作几度变换，不同的岗位与人大不同的接触，个中记忆刻骨铭心，从中窥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完善的片片缩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二十出头的我在家乡一家航运总公司办公室当秘书。其时，我潜意识以为人大机关是个养老院，“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会举手、政协会拍手”“开会举举手，会后喝喝酒”。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有近三分之一的反对票、弃权票，人大制度下人民真正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在我心底引起极大的触动。1994年春，公司筹措1000多万元资金新购置两艘2500吨级海轮，实现通江达海的梦想，县“四大家”领导及社会各界同仁纷纷表示祝贺。为庆祝这一历史性跨越，表达对社会各界的谢意，公司研究决定在县电视台点播歌曲和电视剧鸣谢，并附播所有祝贺单位。当天傍晚，电视台总编室主任打来电话，指出我提供的“祝贺名单”字幕排序有误，县人大常委会应排在县政府之前，“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我心头一怔，由于知识欠缺，工作疏漏，险酿大错，不禁汗颜。第一次与人大“亲密接触”让我终生难忘。

    1996年底，我到县人民检察院从事调研宣传工作,与县人大常委会接触渐多。不久，一位县人大代表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并未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更遑论公开报道。纳闷中，一位“老检察”告诉我，对人大代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必须依法履行程序，报请人大常委会许可。更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98年初县级换届，法院院长得票未过县人大代表半数落选，我从中深深感受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深邃内涵。

    1999年春，我任县委机关报周末版主编。上任伊始，县委县政府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报纸依例将到会的各局局长、主任职务一一点明。当天，我即接到读者的指误电话：有3位“局长”还未获县人大常委会的任命。我惴惴不安，当即将这一严重的法律错误专门向县委、县人大常委会作情况说明，检讨“提前任命”的过失，次日在报纸上刊登更正启事，以免以讹传讹，还法律与人大制度的尊严。此后，我在编稿审稿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遇到涉及人大知识把握不准，多查工具书，多请教，避免重蹈覆辙。

    2000年秋，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开招聘一名新闻宣传人员，我报名应试幸运如愿以偿。从小城来到大武汉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工作，自豪中诚惶诚恐，自己对人大只是一种肤浅的表性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甚至连代表大会与常务委员会的关系也一知半解。适逢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会议，领导特意安排我服务会议熟悉情况，记录整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人大履行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法律赋予神圣职权中饱醮的艰辛。至今刻骨铭心的是我采访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著名剧作家沈虹光一桩为民代言的事例：武汉东湖听涛区一段宽阔林荫大道租给他人经营碰碰车，业主将道路两旁苍翠欲滴的大树周围用水泥砌成20多厘米高的“铜墙铁壁”，挺拔的树干被箍得严严实实，树根部长出的幼苗沿着缝隙顽强生长，挣扎中哭泣。天天晨练的沈代表忧心如焚，口头向管理人员反映无济于事，便以一名省人大代表的身份提笔给东湖管理处写了一封信。不久，水泥枷锁被全部打开，大树焕发绿色生机。管理处负责人还给沈代表回复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坦陈工作的不足，诚恳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我如梦初醒，真正认识到人大代表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职务和责任。

    弹指一挥间，19年的人大工作实践早已彻底改变了我对人大“大牌子、破房子、老头子、找茬子”的陈腐观念，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我能从事人大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民主法治建设鼓与呼，乃我之幸，我将百倍珍惜人生机缘，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共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