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是湖北荆门纪山之南，四方乡辖内的小乡村，1993年10月一个深夜，某村民的菜园被盗掘。这个没有任何地貌表征且很寻常的地方，居然掘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物，“土夫子”可谓高手、高眼。但不知何原因，盗墓贼漏盗了一批载有先秦重要文献的竹简。这一“疏忽”，既是人类文化的幸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发现，竹简价值是惊人的，其意义是世界性的。

　　据抢救整理，知竹简所载均为先秦典籍，计730枚，13000余字，共18篇。这些典籍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著作；二是儒家的著作；三是专门论述君臣间权谋、具有纵横家色彩的著作。总之都是最原始的“版本”，而不是经历代校注，羼合了各种认识与判断以及推理的所谓古籍。

　　考古学家认为，郭店楚墓葬时当为战国，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也有说白起拔郢以后，即公元前287年后），墓主系老年男性，与庄子、孟子、屈原同时。据出土遗物，他可能是楚国太子的老师。

　　东周文化主要是由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偶合而成，就哲学而言，北方以儒家为代表，南方以道家为代表，儒道是中国思想史上两大重要学派。但自司马迁谓“儒道互黜”始，其学术演变为今天门派之间水火不容的局面。迄郭店楚简出，可知原始儒道之间原来是各抒己见，又相互包融涵化的。今人因歧见而纷争，在2000多年前的老子和孔子看来（假如确实有灵的话），有些实在是自寻烦扰。而太子的老师羽化登仙，并随葬儒道两家著述，一可证明北方的学问在南方也通行；二似可推测，《缁衣》《唐虞之道》等儒家简策既为“东宫之师”的随葬物，或许也为他生前讲授之课程。但是，过去大家都认为南方是道家盛行的地方，哪有儒家的市场呢？

　　殷商西周，学在官府，王室对天文、历法、医药、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实行文化垄断，至东周，官学变为私学，世袭的文化官员如巫官、史官、祝官、卜官等四向星散，学术随即下移。进而，这些落居在列国的士人，将各自所持学问发展成各种学派，即今天的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等。各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思想家称“子”，而诸子正式形成，并竞相争鸣，则在战国年间。

　　中国学术的发展，也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一重要阶段，学者称这个时期为文化的元典时代，即《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其他诸子著作，都在此间脱颖而出。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发生深刻影响。咱们且不在政治、思想、制度的层面证明这种影响，也不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搜寻种种无意识地使用先秦诸子用语，遵循他们设计的道德规范之实例，只需了解中国成语约有三分之二出自先秦元典这一统计，大概就可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力度。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以及“守株待兔”、“井底之蛙”、“三人成虎”等等——轴心时代文化的影响力是至深至远的。

　　先秦诸子流派，《庄子》归纳为六；《荀子》划六派十二家；《韩非子》谓儒分为八、墨裂为三；司马迁则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又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形成所谓“九流十家”。战国时期中国哲学的繁盛景象，在郭店楚简上得到部分印证。

　　南方楚国是道家思想的滋生地。楚人自认为在立国前，道家思想就在楚地发端了，这是因为楚国由弱转强的经历，正好印证了道家学说的积极方面，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先王鬻熊，看成道家思想的先驱，《鬻子》一书反映了前道家的思想。成型的道家，代表人物一是老子，二是庄子，尤以老子为重。老子在西出函谷关时应关尹要求，著《老子》一书。私人著书，千千万万不可计数，但在中国数老子第一，据考证，此前再无更古之人。孔子是个大学问家，但他的《论语》是由其弟子所编纂，不是自己撰写的，与释迦牟尼的说教，后由部派佛教时期的僧人加以整理而成佛教经典相似。不过《老子》篇幅不大，仅5000言，但就这5000言，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老子是“县民”，即故国沦亡于楚并被改为楚国的县邑之民，原非楚人。故《老子》一书较多反映了楚国“县民”的处境和愿望。而自身的经历，使“县民”对福祸、兴废的转化有真切的感受，对鬼神的信仰比较容易破灭，他们希望尽量保持原有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所以《老子》的哲学强调柔，强调下，强调静，强调无为。

“道”，是《老子》的核心，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或宇宙本源。但也有哲学家认为：只凭讲“道”这一条，还不是道家的特色，先秦诸子都讲“道”，对“道”都予其不同意义。而道家的特色和精华则在“道法自然”。

　　以“道”，或者说以“道法自然”为学说的学派称道家。道家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他解释宇宙与社会无穷变化的辨证观念，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哲学成就。

　　《庄子》被认为是《老子》的继承和发展，但不同的是，庄子彻底贯彻绝对主义，即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前者指人的精神活动，它激励人们进行文学、艺术、哲学乃至科学技术的创造，提倡“心斋”与“坐忘”，即“庆梓削簴”般地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后者从道的观点看天地万物的共性，又由不计对立的差别变成绝对的相对主义，它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站在更高层次，于此才能突破认识的局限性。

　　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出世，归隐林泉。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士人价值观的基本框架。

　　先秦是个需要巨人，又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南方除了哲学家的老子和庄子，还有文学家的庄子和诗人屈原，庄子、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

　　庄子的散文代表了楚文学中散文的最高成就，其文采如鲁迅说：“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闻一多说：读《庄子》，那“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王国维说《庄子》：“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郭沫若甚至认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三位现代文学、史学领域里的巨擘如此评价，庄子的地位当高耸入云。

　　庄子即庄周，生于宋，游于楚，既可算宋人，也可以算楚人。后来楚国一统南方，庄子还是归于楚人。重要的是《庄子》著述浸润楚风，言多楚事，无论寓言或重言，莫不如此，所以学问家历来把《庄子》划为南方的思想或南方的文学。庄子早年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不久便弃职而去。后一直隐居垂钓、织履度日，以著述自适，楚威王曾请之为相，庄子表示还是做一个像水凼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好，拒官爵而不就。惟有逍遥之愿的庄子，似乎生平不喜交游，与他过从密切的当时的名人，仅有曾经服务于梁惠王的“逻辑学家”惠施，著名的“濠上观鱼”之典故便出自他们之间。

　　庄子著《庄子》，洋洋洒洒，堪称中国先秦散文的丰碑。特点一是有丰富的想象；二是寓言、重言及卮言交错；三是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的文风；四是语言富有形象性、情感性、音乐性。

　　屈原的诗歌是楚文学中诗歌的冠冕，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即在其中。屈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打破了四言诗的格调，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运用大胆幻想和夸张而形成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屈原作品，向来被称为“楚辞”、“屈赋”或“屈骚”，其中《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是十分重要的部分。

　　楚国的道家哲学在于其否定性，但否定性的系统，只有与北方儒家的肯定性系统偶合，才有意义；楚国的文学“多尚虚无”，得其精神。但活泼的精神，只有与北方文学崇尚实际的谨严风格相偶合，才构成中国先秦文学的完整面貌。由此可知，“和”中的“不同”，是相对整体的个体之特点和价值，惟此关联，中国文明才能绵延不辍两千多年之久远。

　　今天，人类日趋全球化，由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走进“地球村”，诸多事实也表明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之趋势是不可违拗的。但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的一致化、单一化，与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全球化相应，是统一走势下文化多元并存之格局的建立。

　　郭店楚简所映现的先秦学术景象，似乎也为我们新时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建设新时期的民族文化，须考察其自性，回归其自性，在世界整一与多样的趋势中，汲纳中外古今文明精粹，创造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世界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