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没有小汽车，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爱国华侨送来两辆小汽车,管车部门首先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则提出：“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按这个原则，他坚持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总司令用，一辆给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但大家仍认为应分给毛泽东一辆，由于他的再三坚持，也只得作罢。

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返回时，因马受惊，他从马上摔下，左手被摔伤，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他仍坚持不坐，骑马回去。他伤还未愈，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警卫悄悄把车叫来了，可是，毛泽东却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以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威望和工作需要，他都当之无愧分一辆小车，可是他却偏偏坚持不要，让给朱总司令和“五老”。这一让，不仅让出了先人后己的伟人风范，也让出了团结，让出了精神，让出了佳话，让出了患难与共的凝聚力。

其实，在当时的中共领导里，这种感人事情还很多。1949年9月，陈毅去北平开政协会，被安排住在老北京饭店的一套陈设华丽的大客房。警卫员刚收拾好房子，陈毅就要带他另换一间外边的平房住。原来，因客房紧张，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没住进北京饭店，陈毅知道后，就主动把房让给傅作义。

毛泽东让车，陈毅让房，说是巧合也罢，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也好，由小见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却有那么多志士仁人团结在我党周围，艰苦奋战，坚持不懈，毫无怨言，其中就与这一个“让”字有关。中共领导不仅与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而且还处处体现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风亮节，领袖们以其卓越才能，更以其人格魅力，吸引了无数追随者，创造了历史奇迹。

反之，在用车、住房还有其他物质待遇面前，如果领导人带头去争，心安理得地享用，特别是当这些东西还很紧缺时，也许确实符合有关“规定”，但却容易争出矛盾，争出怨气，争出勾心斗角，争出离心离德，甚至争垮事业。李自成进北京后，将领们忙着争功劳、争官位、争房子、争银子、争女子，争得不亦乐乎，甚至把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也争回家当老婆，结果没几天，就被“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带领清兵赶出北京，很快土崩瓦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也是争票子、争女子、争房子、争位子、争车子，人称“五子登科”，争得乌烟瘴气，彻底失去民心，老百姓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不出几年工夫，国民党就被赶到孤岛上去了。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今天，我们的物质条件不知比延安那时要好多少倍，但还不是应有尽有，也有一个正确对待争与让的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应带个好头，干工作要争，做贡献要争，争出精神，争出团结一致的向心力；生活享受上要让，物质待遇上要让，让出风格，让出同甘共苦的凝聚力，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