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时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推进高质量发展落实到经济发展各个领域，全面开拓新时代湖北发展的新境界。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各国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量”的概念，主要体现为GDP、人均GDP等的水平和增长速度等。然而经济发展是“质”的概念：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水平和趋势，而且包括收入分配与公平公正、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市场环境、国家安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基本公共品供给与预期寿命、社会保障与公共治理能力、人居环境与生活质量、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等许多维度。国际上，曾经采用“生活质量指数”、“人文发展指数”（HDI）等进行测算，但是这些指数所涉及的维度还是比较有限，指标权重的设置也不尽合理。要全面地实施高质量发展，中国的经验可以提供丰富的实践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应该包括以下六个“新”。

    首先，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新产业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和目标。世界经济强国和国内发达地区发展规律表明，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之后，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构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支柱，是实现经济腾飞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抓住了先进制造业，就抓住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我国已经到了必须通过结构转型升级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推动发展的新阶段。

    要建立新产业体系，必须准确把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新特征。其一，我国已进入工业化深化发展阶段。一方面，消费结构正逐步从基本需求为主向较高端消费品升级，必然带动重化工业和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是中国工业主体。其二，技术进步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增加值、总资产、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等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带动了新产品开发、先进生产工艺的采用，还带动了节能减排效益的提高。其三，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提高。其四，必须抓住“四新”经济的发展机遇，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上不断突破，加快发展生物科技、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推动高端现代化服务业领域的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创新。

    其次，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重塑新增长动能。十九大报告把全方位地推进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首次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从总体上提出了我国高效率推进产业发展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目标。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增长的其他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增长。

    各国经验表明，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由于收益递减作用而递减，因此，要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就必须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业创新等，发掘出能够带来收益递增的新增长动力，这样才能抵消、甚至超出传统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效应，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积极应对“创新瓶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

    其三，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新开放格局。经济开放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目前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等一系列举措，已经在建立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了双向开放的新格局。

    建立新开放格局，有利于我国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利用境外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进行产能配置，更好地弥补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整体仍待提升等短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建立更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让境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资本和企业进来，增强内资企业的紧迫感，倒逼内资企业提高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逐步形成内外资企业充分竞争、市场充满活力的格局。

    其四，高质量发展要求打造新空间经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先后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湾等几个重要的增长极。当前，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长江经济带升级版成为优化我国新空间经济，推进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集聚地和突破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时所指出的，“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对于我国新一轮改革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联动和示范效应。

    其五，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新共享经济。一方面，共享经济是在我国迅速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以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为代表的一系列“互联网+”新经济，对我国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和现代服务业结构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共享经济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让广大人民共同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精准脱贫攻坚战、防治污染攻坚战等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新共享经济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属于人民。

    最后，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新发展政策。新发展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之所以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把盲目追求GDP　扩张、见物不见人的旧发展模式，转变为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效益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新发展模式。

切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湖北行动

当前湖北正处在切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湖北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湖北发展的“不平衡”表现为：一是地市州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省GDP的37%来自武汉市，地市州GDP在2000亿—3000亿元区段亟待补齐空缺。在全国百强城市中，湖北入围仅有4个，而广东7个、江苏13个、山东12个和浙江8个城市进入前100位，湖南和河南都分别入围6个城市。二是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在社会公共服务、生活质量、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差距更大。县域经济较薄弱，全国百强县江苏包揽前四位，山东入围县多达22个，湖北仅入围4个，比许多中部省份都少。三是产业发展不平衡。传统产业大而不强，17个千亿产业中绝大多数是传统产业，“四新”经济占比不高，产业发展必须防范“青黄不接”现象；研发投入普遍不足，研发投入占比、研发人员规模和专利拥有量等指标都大大落后于发达省份。

湖北发展的“不充分”表现为：一是经济增长不充分，尽管湖北经济规模目前在全国排名第七，创造了历史佳绩。但是要看到，一方面，湖北与排名前列的省份之间的规模差距悬殊，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湖北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份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还在扩大；另一方面，湖北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处在中游，增速低于许多中西部省份（例如贵州、重庆、云南、江西、陕西等）。因此，“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是湖北经济增长必须突破的关口。二是经济要素和禀赋的利用不充分。湖北具有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但是尚未转化成立体交通枢纽的经济优势；湖北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众多的数量优势尚未转化成人力资本优势、人才资本优势；传统楚商文化、商埠文化、茶道文化的积淀和传统制造业的雄厚基础尚未转化成经济发展中的现代化要素优势。三是产业发展不充分。湖北尽管有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但是十分缺乏名企、名家和名品，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湖北在互联网发展中起步较早，但是至今没有培育形成互联网领军企业。四是人民生活的提高不充分。尽管近年来，湖北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速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由于基数比较低，目前湖北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沿海地区仍存较大差距；社会公共品服务水平、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也相当不足。

为此，湖北必须采取有力有效的举措，切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是建设“创新湖北”。发挥武汉“双自联动”效应，发挥湖北高层次人才集聚优势，多方努力增加研发投入、引进大项目、大工程带动产业迭代和技术进步；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和现代化产业走廊。二是建设“开放湖北”。以自贸区建设作为深化改革“关键一招”，发挥“一主两副”的引导作用，申报建设“长江新区”，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联通上海、湖北、重庆三个自贸区的“大通关”、“大开放”，打造陆海联动开放平台和“向海经济”。三是建设“品质湖北”。着力提升制造业质量，争取五年后在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形成3—5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工业研发基地，培育一个5000亿元大产业，迈入“制造强省”行列。四是建设“绿色湖北”。推进“河长制”实现河“长治”，在长江大保护中发挥引领作用，综合管控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质量，提高水优势，建立绿色GDP综合考核指标体系，擦亮“灵秀湖北”名片。五是建设“幸福湖北”。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提高公共品供给的公平与效率，通过法治、道德与文化建设，营造公正、平等、和谐、文明的社会秩序，建设规范化、法制化的公共服务平台与制度体系，提高民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总之，湖北应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为平台，以品质为追求，以绿色为保障，以人民幸福为中心目标，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湖北行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湖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