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官员对案件作出的判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裁判文书，其说理部分就很有说服力。

制作裁判文书是每一位法官的基本职业素养，一份裁判文书的优劣往往决定案件矛盾的解决与否，而裁判文书的优劣又主要体现在说理。其实，我国古代官员对案件作出的判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裁判文书，其说理部分就很有说服力。

《折狱龟鉴·张希崇判财》载：晋张希崇，镇邠州。有民与郭氏为义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后因乖戾不受训，遣之。郭氏夫妇相继俱死，有嫡子，已长，郭氏诸亲教义子讼，云“是真子”，欲分其财，前后数政不能决。希崇判曰：“父在已离，母死不至。虽云假子，辜二十年养育之恩；傥是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甚为伤害名教，岂敢理认田园！其生涯尽付嫡子。”闻者皆服其断。

这是一起义子冒充“真子”与嫡子争父母财产的案例。按一般人的思维，只有查明义子是否是“真子”，案件方能作出判决。可是，当时还不存在DNA技术，确定血缘关系主要靠证人证言。本案中，郭氏诸亲教义子讼，云“是真子”，证人证言已是一边倒，义子与郭氏夫妇是否有血缘关系真是不好确定。难怪“前后数政不能决”，几任官员均无法作出裁决。

其实，前几任官员正中了“郭氏诸亲”的圈套。而张希崇却另辟蹊径，在查明“义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后因乖戾不受训，遣之”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此事实容易查清），遂作出判决：“父在已离，母死不至。虽云假子，辜二十年养育之恩；傥是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甚为伤害名教，岂敢理认田园！其生涯尽付嫡子。”

这份判决巧妙地回避了确认血缘关系这一技术性难题，先陈述事实：“父在已离”，父亲活着的时候“因乖戾不受训，遣之”；“母死不至”，母亲去世时也不来吊唁。然后结合事实进行说理：“虽云假子，辜二十年养育之恩；傥是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如果是义子，你辜负了郭氏夫妇二十年养育之恩；如果是亲生儿子，你也触犯了三千条悖逆之罪，大不孝；如此伤人伦教化的人有什么理由来继承父母的田产？判决结果是父母田产“尽付嫡子”。

这份判决的精彩之处一是说理有据。其说理均是建立在无可辩驳的事实基础之上，没有凭空捏造；二是说理透彻。从真假两方面进行说理——无论你是真是假均无继承父母财产的可能，不纠结真子假子的认定，无懈可击。只要承认查明的事实部分，就必然认可说理部分的逻辑，判决结果也就自然得出了；三是文字简洁。该判决书字数不多，但叙事实、说法理、作结论，层次分明，一气呵成，可谓要言不烦，如此判决当然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闻者皆服其断”！

上面是一则民事案例，下面我们再欣赏一则刑事案例。《初刻拍案惊奇·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赵六老百般溺爱儿子赵聪，为了赵聪的生活、学习、成家几乎倾尽所有且借有高利贷。而赵聪夫妇虽富有却对父母极度苛刻。赵六老被高利贷主催逼无奈，夜晚欲潜于赵聪房内行窃，被赵聪发觉砍死案发。知县张晋，升堂见众人押赵聪进来，问了缘故。张晋道是：“以子杀父，该问十恶重罪。”旁边走过一个承行孔目，禀道：“赵聪以子杀父，罪犯宜重；却实是夜拒盗，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那些地方里邻也是这般说话。张晋由众人说，径提起笔来判道：“赵聪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死何辞焉？”判毕，即将赵聪重棍四十，上了死囚枷，押入牢里。众人见张晋断得公明，尽皆心服。

赵聪被判处死刑，人们刚开始是不认同的，就是官府协助办案人员（即承行孔目）也认为“却实是夜拒盗，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是的，赵聪若是杀贼，当然不应判处死刑。但是，本案贼人和凶手身份特殊，系父子关系，知县张晋未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针见血指出“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虽只十个字的说理，可谓字字锥心，抵得上一篇宏篇大论，人们听判后豁然开朗，疑虑顿消，“众人见张晋断得公明，尽皆心服”。

知县张晋的判决，抓住了重点，不仅仅拘泥于拒盗杀贼这一看似简单的事实，也无需对杀贼拒盗予以过多论述，重点是本案贼人和凶手系父子关系，张晋只是一笔带过“赵聪杀贼可恕”，然后突出了焦点，以“孝”作为说理焦点，即父亲为什么做贼，父亲为什么要盗窃儿子的财产，这看似违反常理的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一语道破：父亲的辛酸苦楚、儿子的刻薄狠毒跃然纸上，不需要更多的语言！赵聪“不孝明矣！死何辞焉？”

我国古代统治阶级都标榜“孝治天下”，“不孝”乃“十恶不赦”之罪。由此入手，深入挖掘古代司法官员在制作判词的技巧特别是说理的技巧，对于增强裁判文书说理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