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巫结下了不解之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楚居》记载，楚先祖鬻熊之妻妣列因剖腹产而离世，巫者便用荆条将其包裹。因“荆”即“楚”，遂称鬻熊这一部族为“楚人”。之后，楚人建立之国则称楚国，楚国所属之地则称楚地。

崇巫是楚人的传统。楚人始祖重和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居于黄河中游的祝融部落大联盟的首领，也是“绝地天通”（发明者颛顼）的推行者和实施者，具体而言分任南正和火正，他们严禁民间祭祀，理清人、神界限，以规范天地沟通的秩序。作为南正和火正，重、黎以及他们的继任者需明了天文、历数等诸多知识，观象授时、点火烧荒、守燎祭天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因此他们是专职的大巫。楚国的始封君熊绎兼职大巫，他“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用桃弧棘矢、苞茅这些方物贡纳给周王室以除邪驱灾。后因周室衰微，楚供奉减少，才有齐桓公攻打楚国时所说的“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左传》僖公四年）。缩酒的祭法逾三千年而不绝，如今的湖北西部山区如宜城一带还存在着缩酒之祭，即用成捆的茅草把酒糟过滤，使其清澈，以达到“神歆之”的效果。

《汉书·地理志》用“信巫鬼，重淫祀”来概括楚人的风土人情，正是对楚人崇巫最恰当的表述。

楚人有属于自己的以巫为世官的家族，如观氏等。楚昭王时，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受到赵简子明显带讥讽的提问，问楚国将“白珩”看作国宝有多久，王孙圉的回答则平淡中见正气，说大学者观射父才是楚国的第一国宝。这里所说的观射父正是观氏后人。在日常生活中，楚人对巫的使用也甚为普遍。楚地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多有民间巫术的存在，如祓除祟祸的“攻解”术，驱除宫室恶鬼戾气的“攻除”术，以言词诅咒为主的“盟咒”术等，均是楚人以巫术的手段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精神信仰层面诸多问题的例证。虽然当时各国均信巫术，但楚巫更为闻名，可以说，楚巫已经走出了国门，以致其他国家也会邀请楚巫前去卜筮祭祷。如齐景公便曾特地邀请楚巫微去祭祀五帝，景公见到楚巫，对他叩头至地，下令百官供给其斋戒使用的物品并送至他的住所。在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内棺外壁上，也有用以驱鬼的神兽像，可见曾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楚化了。

楚人崇巫，因而信仰鬼神。楚巫对待鬼神，攘除、卜筮、祭祷无所不用。在社稷大事面前，楚人寄希望于行卜来谋求国泰民安。楚成王时夔子不祀先祖，竟遭亡国之祸；楚平王因“未事鬼神”，不准子期伐吴等等；可见一斑。在出土战国楚简的卜筮祭祷中，祭祷和攻解的天神、地衹、人鬼无所不包，所用龟、蓍等占卜方法达9种之多。在一座座楚墓中多见其他东周墓所无有的“镇墓兽”，楚人将它放置在墓室中，以达到驱除恶鬼、躲避妖邪的目的。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头箱正中放置的根雕“辟邪”，呈虎头、龙身、四足、卷尾的“怪物”状，也是楚人企望死后精魂不要受到邪怪干扰的体现。

崇巫，是楚人极度关注生命的结果。古人往往巫医并称，《逸周书·大聚》云：“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巫一般都懂些医术，医一般也多精通巫术，楚人更不例外。楚地有“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吕氏春秋·勿躬》）之说，其中巫彭是神医，而巫咸则是神巫。巫医混杂虽是楚人对夏商以来巫鬼致病思想保留的结果，是楚人对医学发展局限性的时代无奈，但也是他们对生命无限热爱、无限关注的体现。孔子也对楚地巫医给予很高评价：“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巫医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可以交鬼神，寄生死。巫术在恶鬼附体所致的疾病驱逐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楚地文献《五十二病方》中仍有不少巫术的痕迹。在楚地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也有大量对心、腹等疾病的卜问蓍占。正是对生命的极度关注，楚地的老庄哲学得以从巫者对自然的模拟中突破原始的混沌思维，给予宇宙生命极度的关注，“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推天道以明人事，进而走向那充满诗意色彩的“道法自然”，实现宇宙万物的和谐共生。

楚人信巫，但楚国政治家们不迷信于巫以致受巫摆布，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主，即利用巫的力量布道、解惑，以自身独有的巫情怀使事情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楚武王时，斗廉在诸国伐楚时的“不疑何卜”；楚灵王对社稷之志的“余必自取之”；楚平王时吴伐楚，司马子鱼分析战况后在战时的改卜；楚惠王时，沈诸梁在枚卜新令尹时的改卜；无不说明楚人的理智，显示楚巫中理性的光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民之父母》一篇，在对齐鲁文献的抄录中，楚人对文献的取舍依据现实政治情况，表现了明显的实用性，有力地说明了楚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未有好高骛远的妄想。这种利用巫卜或者改变占卜的事例还有很多，他们无不说明楚人的智慧，显示楚人对巫使用的理性。

巫鬼思想是楚文化得以发展的必要土壤，赋予了楚人浪漫的情怀和追新逐异的精神。如今，巫风的盛行不只是沉睡于当年的回想，他早已冲破时空的阻隔，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脉，也在一次次的考古发掘现场、在一家家的博物馆中留下印记。正是在巫鬼思想的熏陶之下，楚系青铜器得以如此精美，尽显造型的灵动脱俗、纹饰的精巧繁富，并产生了独具特色、极度简化的蟠螭纹，融平雕、浮雕、镂雕、立体圆雕于一体的龙纹等，使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成为中国青铜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正是在巫鬼思想的熏陶之下，楚地的丝织刺绣彰显出独有的审美，将灵动而饶有神话意味的奇禽异兽、奇花佳卉作为题材，为研究楚人的神话、信仰、社会风尚提供了很高的价值，湖北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甚至被誉为先秦地下“丝绸宝库”。正是在巫鬼思想的熏陶之下，楚系漆木器才有“虎座立凤悬鼓”等奇特的形象，借凤招魂、借龙升天、龙凤共身、足下踩虎，无疑是《招魂》中“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与“魂乎归来，凤皇翔只”的具象化。正是在巫鬼思想的熏陶之下，楚地的文学表现出飞扬的自由个性，使充满巫祭套语的《离骚》，实现了从巫文化艺术到文学作品的转变，成为我国先秦文学中与《诗经》并立的两大高峰。正是在巫鬼思想的熏陶之下，楚人的美术乐舞才显得恢恑憰怪。早已将中国上古神话实现整合的楚人，在“神人”、“真人”的描绘中寻求凌虚遨游的自由精神；在“高山流水”、“金声玉振”的袅袅余音中聆听不朽的韵味；在“偃蹇”、“连蜷”的巫舞中感悟“以乐诸神”的律动。

楚亡后，虽历经诸多朝代的更迭，但楚文化中那份源自于巫鬼的灵动基因，以及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未被轻易打破。“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一满怀幽怨之淡妆轻抹的思妇”，翦伯赞先生以生动的比喻来显示楚辞与汉赋的区别，但两者的承继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楚人的屈骚文学已实现自身的转型成为汉赋，成为汉朝盛世的反映。楚乐舞中的“偃蹇”与“连蜷”，表现为汉高帝戚夫人的“翘袖”与“折腰”，并在一个个汉画像砖上生动展现。道家“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理念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这一切追溯其源，无不在于楚人的巫鬼思想。

先秦楚人炽盛的巫风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我们唯有通过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的审视，才可以有所感悟。崇巫着实不再适用于当世，但这所有的逝去正是我们先辈当年辉煌文化的见证。他们崇巫但不盲从，反而从中衍生出理性的因子和浪漫的情怀，发展为楚文化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