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

   “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出自《明史》卷《骆问礼传》，是明人骆问礼上隆庆帝奏书中的一段文字。原文有十条，这是其中第七条：“士习倾危，稍或异同，辄加排陷。自今，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众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则公论日明，士气可振。”这份奏疏在当时及其后能够引起较大反响，并流传至今，最主要的原因是骆问礼在奏疏中敢于讲真话，道实情，直抒胸臆，言为心声，而且大力提倡讲真话，建诤言。当然，骆问礼也为这份奏疏付出很大代价，因为意见太过尖锐，不留情面，“帝不悦，宦侍从中构陷”，他由京城七品言官被贬谪到僻远的楚雄任九品知事。

    “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在过去是一个言官应有的宝贵品质。国家花钱养言官，就是要他们批评与监督政府，批评君主与百官的过失，对诏令与奏折进行审查。要干好这个活，不辱使命，不愧对俸禄，最重要的就是讲真话，建诤言，起到应有作用。因而，唐代要求言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宋代规定：“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明代强调，言官“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正派刚直，介直敢言”。

   “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就是要讲真话，建诤言，这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听不到真话、诤言，没人敢发表批评意见，听到的都是一片恭维之声，奉承之言，那就等于成了聋子、盲人，懵懵懂懂的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很危险的。诤友、诤臣、诤言于国于党于民之重要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需要。

    于今而论，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昔日的言官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那些优秀言官“惟论是非，不徇好恶”的求实作风，敢于建言，勇于担当的卓越品质，忠而忘身，不避斧钺的胆识勇气，却是不会过时，仍有时代价值。“惟论是非，不徇好恶”的人多了，就会言路宽，监督实，人气旺，风气正，形成人人负责，个个担当，无人敢偷懒，无人敢懈怠，群策群力干事业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