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推出一项新举措，悬赏抓“老赖”——对失信被执行人，举报有效线索的最高可获执行到位金额的10%作为奖励。在公布的20件执行悬赏案件后，已接到7条有效举报线索，还有4位被执行人看到悬赏信息后，迫于压力主动要求履行。

    众多事实证明，社会治理和乱象整治，发动社会大众参与往往事半功倍。公共管理部门有了无数“热心群众”的支持，可极大化获取信息。时下热词“社会共治”，说白了就是要发动群众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使之成为公共管理者的辅助者。以“朝阳群众”为例，这群有热情、有余力、有责任心的普通群众组成民间力量，就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让社会共治更加精准有效。

    不过，当前悬赏之法也存在一些待解难题，一者，悬赏有过滥的趋势。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治安管理，抑或法院执行，悬赏已成为一种常用手段，一些大范围和大面积的悬赏，没有考虑到可能发生的负面作用，比如公民隐私的泄露等。

    二者，有奖悬赏的做法，有突破法律的风险。比如“随手拍违章”，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有奖拍违章”制度的设立存在缺陷。举报者需要拍摄留下证据，并要向管理部门提交相关视频资料，这等于赋予普通公民以调查取证权，具有与执法部门相同或近似的职责，可能会造成“全民执法”乱象，以及“以民代政”“以奖代管”的责任转嫁。

    三者，有奖悬赏的做法，关键在于体现惩戒性，难点也体现在惩戒性。无论是定额的奖励，还是高达执行到位金额的10%的标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项经费从何而来，由谁来负担。若是来源于公共部门的预算，应当经过人大机构的批准；若是从执行的金额中支付，实为对权益人权利的伤害。唯有让被执行人买单，才能像缴纳滞纳金一样，成为对其失信行动的追加处罚。否则，看似效果不错的有奖悬赏治“老赖”，不仅于理难通，于法也不容，不能恪守法治原则，则无目的正当性。

　　此外，与有奖举报设立者的热情相比，在信息保护不力、公共信息偏低的当下，“举报有风险”的状况依然未能改善。举报的惩戒性不足，无以获得公众信息，同样是有奖悬赏扩容之后，应当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据《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