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已发掘的众多墓葬当中，人们不时会看到这么一种器物，其流行造型为方形底座，其上榫接人、神或鸟兽躯干，头插鹿角，显得恢诡谲怪，狰狞可怖。这种器物，考古学界习称为“镇墓兽”。

    “镇墓兽”的命名，源于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后来梅原末治在《支那考古学论考》中又有所发挥。此物名曰“镇墓兽”，其实也只是姑且名之而已，因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镇墓兽”，器身并非“兽”型而是方柱体，亦无鹿角。“镇墓兽”是一种冥器，在先秦时期于楚地仅见。“镇墓兽”此后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渐消失。

　　关于“镇墓兽”的功用问题，诸家之说各异，迄今为止已有“山神说”、“土伯说”、“龙说”、“镇墓神说”、“巫觋说”、“灵兽说”、“祖重说”等多种，不一而足。概而言之，学界对此问题各执一端，根本原因在于“镇墓兽”造型的特殊性及出土的零散性。但是，如果仅从“死生事大”的角度言之，先秦时期的“镇墓兽”有着护佑墓主平安、引领亡魂升天的作用，这应该是大体不差的。

　　从东周时期随葬“镇墓兽”墓葬的时代及分布范围来看，春秋时期“镇墓兽”仅在湖北当阳和河南固始发现，战国早期主要集中出土于江陵纪南城周边墓地，战国中期开始遍布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当阳与江陵都是楚国腹地，早期“镇墓兽”在此出土无疑体现了楚人的观念。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迄今为止发掘的楚墓已逾万座，其中出土“镇墓兽”的墓葬仅有400余座，比例不足半成。由此看来，即便在“信巫鬼，好淫祀”的楚地，“镇墓兽”也决非各色人等所共享，此物应当有其特殊的功用。它或许是一个文化符号，是某个人群表明身份的器物。

　　在《周礼》与《后汉书》等文献中，均有“方相氏”的记载。“方相氏”是保护亡灵的，因此，一些学者把“镇墓兽”与“方相氏”联系了起来。《周礼·夏官·司马》记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方良”，亦称“魍魉”，是传说中专吃死人脑子的山精鬼怪。从《周礼》的描述来看，“方相氏”是一个蒙着熊皮，戴着面具，一手执戈，一手扬盾，到墓穴里驱除魍魉的“巫”。“镇墓兽”的形制虽与“方相氏”的形象不合，楚人的礼制和《周礼》所记也并非严丝合缝，但这种“巫”的形象及其职能却给我们破译“镇墓兽”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以现有材料来说，最早的“镇墓兽”见于湖北当阳的春秋中期墓葬中，墓主皆为大夫一族。楚地巫风炽盛，楚巫地位崇高，时至春秋晚期，楚人眼中名列第一的国宝竟然是大巫观射父，由此可见一斑。除了观射父，楚国的公族子弟也有身为大巫的，如曾任楚国第一大县——申县县公的屈巫。《论语·子路》记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可见楚巫绝非常人。巫的神通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但通常都有迥异于常人的禀赋和教养，有通天地、人鬼之能，属于特殊阶层。如果这些出“镇墓兽”的墓葬其墓主为楚巫，那么他们随葬“镇墓兽”以明身份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纵观东周时期，随葬“镇墓兽”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绝大部分为“士”及以上阶层，此物基本不出于平民墓葬。考古材料反映的状况，和巫师在楚国的地位是相同的。

　　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几件“镇墓兽”，其中有1986年江陵雨台山6号墓出土的彩绘龙云纹单头镇墓兽，也有1978年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双头镇墓兽。雨台山所出的“镇墓兽”，不计鹿角高17.5厘米；天星观1号墓所出的镇墓兽，双头、双身，颈、下身相连，立于方座正中方孔内，双头各插鹿角，方座较高。或许墓主为封君，属高等级墓葬，故而有此双头造型。

《楚辞·招魂》说：“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汉人王逸注曰：“言地有土伯，执卫门户，其身九屈，有角觺觺。”土伯是护卫幽都门户之神，它头上长有长长的尖角，这种形象和“镇墓兽”的造型极其相似。楚巫下葬时，根据土伯的形象设计了“镇墓兽”，以之明确自身“巫”的身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迄今为止楚墓中的“镇墓兽”基本上都是单出，这也是一个旁证。可以肯定地说，“镇墓兽”属于楚人的戛戛独造，是楚人绮思异想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