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以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来比照，春秋时期的晋国与楚国亦可谓当时中国之两极。晋、楚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先后两次的弭兵会盟，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而晋、楚两国真诚而又豁达的和解与文化认同也早已跨越国界，泯却了恩仇，使这两个族群的心灵更为贴近。

    战与和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晋、楚高层建立联系发生在公元前637年。是年冬天，在外逃亡的晋国公子重耳由郑至楚，楚成王以上公之礼待之，其后以厚币礼送于秦。从结局而言，这是晋、楚之间充满温情的一幕，但其中也因为楚成王执意不杀重耳而消弭了刀兵之声。其后几百年，晋、楚双方逐鹿中原，既有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又有盟会时的剑拔弩张，然而所有这些，都因为史称晋文公的这位公子而开启了序幕。

　　从晋、楚之间的战争而言，本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城濮之战、邲之战与鄢陵之战。城濮之战中，晋人假践“退避三舍”的诺言，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待时机成熟后先击楚军侧翼，再攻其中军，导致楚军大败。邲之战中，楚军同仇敌忾，先声夺人，依靠一往无前的勇气击溃了犹豫不决的晋军。鄢陵之战，头脑发热的楚共王在不分胜负之际弃军而逃，司马子反在战事正酣之时贪杯醉酒，最终楚军一败涂地。

　　从晋、楚双方的会盟而言，本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前后两次的弭兵之盟。公元前579年的第一次弭兵之盟，双方开诚布公，信誓旦旦地盟曰“同恤灾危，备救凶患”，可是不出几年就爆发了鄢陵之战。公元前546年的第二次弭兵之盟，晋、楚更是纠集了齐、秦、鲁、卫等14个国家参加会盟，然而双方相互猜忌，甚至袍里藏甲，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次针锋相对的盟会却荫及了几代人的和平，双方直至公元前413年才重启战端，这时距公元前546年已长达一又三分之一个世纪了。

　　晋、楚之间的这三次大战，两番会盟，前前后后的某些片段让人深思。邲之战中，楚将许伯、乐伯、摄叔前往晋营挑战，杀敌无数后陷入重围，不想晋将鲍葵却放过了他们，其理由仅仅是“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然而，曾几何时，晋国雄主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竟在盟会中召周襄王前来相见，这种“挟诸侯以令天子”的做法比“挟天子以令诸侯”无疑更让周王难堪。再观之楚人，邲之战胜利以后，庄王拒拿晋人尸体筑“京观”以彰功绩，同时发表“止戈为武”的宏论，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可鄢陵之战时楚君却毫无必要地临阵脱逃，抛下了喝得酩酊大醉的军事指挥官与群龙无首的军队，最终导致了楚师的败绩。可以说，晋、楚双方的这些举动，相互之间不无矛盾，有的甚至达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

    心与音

    1993 年，北晋侯墓地第四次抢救性发掘，在64号墓出土楚公逆钟一套。这套编钟一共8件，其中6件铸有68字的铭文。经史家考察，铭文中的楚公逆，即西周晚期的楚君熊咢，而64号墓的墓主，即与熊咢同时代的晋穆侯。颇值玩味的是，贵为一国之君，晋穆侯墓有且仅有一套编钟下葬，而且还是楚国的编钟。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贵为王室近亲的晋国贵族，对楚人的音乐文化也是深以为然的。

　　公元前584年，楚、郑交战，楚人钟仪被郑国俘虏后献给了晋国。两年以后，晋景公偶然见到头戴楚冠的钟仪，听说他是乐官，就给他一张琴演奏，钟仪弹的都是楚调。后来景公听从范文子之言，以厚礼送钟仪回国，让他促成晋、楚和议，这直接导致了晋楚第一次弭兵之盟。公元前579年，晋大夫郤至赴郢都正式通过和约，将登堂入室之际，忽然从地室传出洪亮的钟乐，这是楚人以诸侯相会的礼节来表示欢迎，郤至受宠若惊，经反复邀请才定下心来。春秋晚期，晋裔的琴圣伯牙与楚人钟子期以知音订交，《高山流水》的曲调与人琴俱寂的决绝传为了千古佳话。

    殊遇·同归

　　作为黄河中游地区的大国，晋国虽然在东周之初先后遭逢“曲沃代翼”、“骊姬之乱”，但因其尊贵的身份，在王命不彰时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可是，作为黄河中游地区旧势力的代表，晋人虽有锦衣玉食之显贵，但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当中,既要扫自家门前雪，又要管他人瓦上霜，如此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正可谓“有动于中，必摇其精” 。反观春秋早中期的楚国，因为良好的社会机制与心理机制，加上有利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本时期楚国的发展因为自身的纯粹而显得奔轶绝尘。楚人北上中原，东征淮域，有所斩获时喜不自禁，出师不利时灰心丧气，这些，都与族群的成长相关，不涉及到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不妨言之，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楚国，虽然都在历史赋予的机缘与责任当中成长，掌控着这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但是当价值的重新分配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无所顾忌的楚人比处处受制的晋人有着更为光明的未来。

在对待音乐尤其是编钟的态度上，楚国和晋国并不相同。西周中晚期，楚国的编钟制度正式形成，这种传统和诸夏以鼎为礼乐标志的做法明显有别，其中的因由，除去“不与中国之号谥”之外，恐怕也融入了楚人雅好音乐的追求。西周晚期的晋穆侯与楚人的喜好是相同的，因此，他的墓葬当中除了符合礼制的五鼎四簋以外，还加上了一套楚人的编钟。促成晋、楚弭兵之盟的钟仪与后来的钟子期都是楚国的乐尹世家出身，他们弹奏的虽是古琴，但其姓氏源于楚人尚钟的传统，跟编钟文化也有着莫大的联系。至于郤至得到的礼遇，更是与编钟音乐息息相关，地室当中的宫廷乐队演奏，无疑会比现场听到更具美妙效果，这是楚人在音乐文化中追新逐奇的体现。可以不无夸张地说，从音乐文化的角度而言，晋人和楚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让西周晚期的熊咢与晋穆侯即便关山遥隔也成为了同道中人，让晋、楚双方在春秋中期找到了和谈的切入点，更让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佳话流传千古、万世流芳，嗣响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