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载于2016年7月18日《学习时报》，限于篇幅，略作删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有必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

　　有人或许会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举措，是政策主张，似乎没有必要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一方面我们要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出发看问题，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在经济工作及其理论研究中，我们应该具有政治经济学思维。

　　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类学科中，是基础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其发展与创新，有赖于领导人、经济工作者和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

　　不妨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我们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这些思想和理论资源又是创造奇迹的思想动力和软实力。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推动发展、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定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的宏观经济的重大决策，等等。

　　经济理论工作者对这些思想理论资源，应该倍加珍惜，并以高度的热情结合经济发展的崭新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这比反复琢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更生动、更重要。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比较习惯于从西方供给学派、需求学派的视角中解读。本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我们是从西方学来的，通过与供给学派、需求学派的比较，有利于借鉴，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但一定要把我们的东西纳入西方的某一个门派，显然没有必要，倒是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思考与研究。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重大战略举措，涉及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对“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两个超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弊端时，经济理论界接受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观点。科尔内认为计划是主观的，相对于需求是被动的、滞后的，国家与国营企业是父子关系，存在着预算的软约束，短缺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普遍现象。用现在的眼光看，造成短缺应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带来的两大部类失衡；二是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供给显得相对不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总结了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深化了国情认识，特别是深化了在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凭票证供应的“短缺”问题，生产适应和促进了排浪式消费。这应该是我们对“短缺经济”实现的超越。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加上中国已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中，过去只要形成生产能力就可以组织生产，就可以赚钱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既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避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周期性波动和“过剩”。必须实行第二个超越，即对“过剩经济”的超越。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危机（或者叫大萧条），震撼了全世界，甚至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危机的特点是生产严重过剩，工厂停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当时美欧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是以扩大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凯恩斯主义。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推行了减税革命，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结果债务大幅度增加，金融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度介入，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又累积和爆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里根经济学使美国之前的实体经济主导转变为金融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将此称之为“宁静的政变”。从生产危机到金融危机，从扩大投资需求引发财政赤字、经济停滞膨胀，到从减税引发债务、通货膨胀，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追逐利润的内在冲动带有自发性、盲目性，无论是需求管理也好，还是从供给出发也好，最终都是需求的不断扩大，都是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都是不断增加的高额负债条件下的超前消费，都是不断地累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危机爆发以来，不少经济学派竞相开出药方，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唯有货币学派长盛不衰，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他的《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1928年开始的紧缩货币，之后走出危机的原因是货币宽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最重要的拯救措施也是货币的量化宽松（4.5万亿美元）。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不断扩大需求背景下的过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环境中，中国虽然难以做到独善其身，但不应该而且也能够避免与西方危机同频共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为镜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坚持不再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不放松银根“大放水”，只是用改革的办法，从供给结构的调整出发，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更加积极的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这是致力于对“过剩经济”的超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理性发展方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判断、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性抉择，其核心是转变发展方式。

　　第一，有效增长与告别速度情结。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我们充满自豪感和成就感，也使我们形成了惯性思维和速度情结。现在增长速度下降，往往从情感上接受不了，有的还认为现有的就业和分配格局是在高增长的背景下形成的，已经形成了速度刚性。由此有人主张继续扩大总需求，使增长速度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商品包括使用价值和价值，个别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要通过交换通过价格才能实现。如果你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虽然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也反映了经济的增长，但凝结在卖不出去的商品上的劳动就是无效劳动。因此，经济增长应该是有效的增长，无效的增长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由此可见，中央横下一条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单纯地刺激总需求，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全要素思维与理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把落脚点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总书记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投入的所有要素的价值总量与产出的价值总量之比；二是强调全社会及整体的要素之和的生产效率；三是全要素运用的可持续效率；四是在要素构成中体现“全”，至少包括劳动、生产资料、资金资源等要素，还包括技术、组织管理、专业化水平、生产或商业模式等要素；五是各要素的合理结构和有效配置。

　　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总体发展的效率，全要素思维就是理性和科学发展的思维。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地位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不是放任市场自发调节，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实现暂时的均衡，而是通过改革和其他措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积极的动态平衡。其次，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格局，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能够兼顾经济效率与公共利益、兼顾局部与全局、兼顾眼前与长远。

　　第三，科技创新与赶上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历史的纵深谈到技术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强调要抓住机遇、推进科技创新，赶上和引领时代。在肯定我国的一些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经验时，也列举了手机和显示器等自主创新的案例。他还强调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我们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四，人的创造性与发展动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既见物又见人，探究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注重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首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第一是作为生产目的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第二，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因素的人。第三，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创新创业都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第四，作为消费者的人。第五，作为人力资源的人。科技进步会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此背景下，还要关照就业和劳动力优势的合理运用。

　　马克思写《资本论》，从商品切入，分析交换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从人的分析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第五，结构改革与历史担当。

　　相对于刺激总需求，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难度要大得多。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多是增量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多地触动存量，富有挑战性，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的历史担当。

　　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30多年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践。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还说，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通过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活力之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鲜明特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理论新的分析框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前所述，它与过去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不同在于：主要靠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它不仅仅是财政、税收或金融等单一政策的运用，也不仅仅是资金和项目的引导，而是综合改革、综合施策，是体制机制创新、是标本兼治。这相对于仅仅从需求总量入手思考财政、金融松紧搭配的宏观管理分析思路，应该是新的突破，也自然是新的分析框架。

　　跟踪体制机制创新实践，深化规律性认识，形成学理性支撑。

　　从实际操作层面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针对性在于解决供给结构错配的问题。涉及消化过剩产能，包括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涉及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涉及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涉及科技、工艺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当前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临时应急性措施，着力点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体制机制创新，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又具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可治理性，我们要跟踪实践，深化规律性认识，形成学理性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的体制机制创新，将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前，只有微观经济学，实施凯恩斯主义后才有了宏观经济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效地应对而且完全有条件应对这个大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的体制机制创新，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