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武汉的发展高度重视，在实施国家战略、改革试点、项目布局上都给予了武汉市倾斜，赋予了一系列重大任务，为武汉的赶超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当前武汉正处在最大的战略机遇期。

　　然而，在经济社会保持较快平稳发展的同时，武汉市面临的竞争形势也十分严峻。与15个副省级城市相比，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标兵领先优势正逐步加大，追兵紧追势头也日益凶猛，这意味着武汉市在未来数年的发展中将不进则退，慢进亦退。1月15日开幕的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武汉市代表团代表秉着赶超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一条条真知灼见，一句句肺腑之言，无不展现出全市人民对凝心聚力，共谋武汉复兴大业所寄予的厚望与期待。

    武汉制造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是决定一个城市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关键之所在，实体经济的基础则源自工业制造业。

　　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开办枪炮厂，让“汉阳造”成为了武汉近代制造业的代名词。沧海桑田，岁月荏苒，在时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擦亮“武汉制造”的金字招牌，俨然已成为与会代表们的共同心声。

　　彭浩代表说，武汉有传统的制造业基础，汽车产业去年没有完成目标值，让我们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汽车产业的升级改造着重是要抓技术改造，突出智能化与网络化的结合，不断在产品上更新，在技术上提升，在品质上增强。同时，由政府引导、扶持和帮助企业，才能让这些传统制造业提高质量和市场占有率。

    “但凡发展较好的城市都经历过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因此不能因为部分传统工业企业出现结构性调整就否定武汉工业的整体水平。”金伟成代表在审议中直言不讳为武汉工业打抱不平，他认为，武汉的工业门类齐全，需要的只是一个自我完善和修复的时间。现阶段要更加重视作为武汉工业发展本钱的存量经济，不能片面追求工业投资的数字，不仅要考核投资，也要考核产出。

　　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就必须给予产业拓展的空间，庄丹代表说，武汉市城市面积8500平方公里，在副省级城市里排第10位，面积比较小。其他副省级城市如合肥、成都通过托管附近区域扩展发展区域，有的GDP已超过武汉。对此，他建议省委省政府开展行政区域调整研究，支持武汉整合周边区域，拓展武汉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更好的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湖北工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1985年是4.3%，2015年只是3.3%。而在武汉驰名商标的横向比较中，武汉89件，在副省级城市排名第9，这与经济总量占比不太匹配。”刘源超代表用一组数据表达了对武汉制造品牌的深情关注。他认为，要重塑武汉制造业优势，复兴大武汉，必须着力打造叫得响的精品和名牌。“只有直面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把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主抓手摆上日程，才能弥补短板，真正做到技术改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九省通衢 打造中部交通枢纽

　　如果把拥有雄厚工业基础的武汉比作是奔驰在发展大道上的一驾马车，那么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则无疑将为这驾马车插上腾飞的翅膀。享有九省通衢美誉的武汉，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而如何将这种自然禀赋的优势转化成为当前激烈经济发展竞争中的胜势，也成为与会代表的热点话题。

　　刘立勇代表说，过去有种说法叫做“武汉是祖国的立交桥”。这充分证明了武汉市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交通枢纽地位。而武汉要建设现代化大都市，提高国际化水平都需要依靠强大的交通运输功能支撑。他建议，加快铁水公空多式联运建设。由于各类交通长期分割，运输形式彼此独立，使得武汉坐拥地缘优势而不得其精华，如果能够建设高效的多形式联运体系，就能更好的解决货物无缝衔接、客人零换乘等问题。

　　刘代表的发言立刻引起了詹红运代表的共鸣。他说，湖北的铁路发展存在诸多短板，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铁路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地位和需求有差距、不匹配。高等级铁路不多，路网资源整合不够，大量铁路运营长期亏损。二是铁路规划谋划推进与中部一些省份有差距。而武汉要建成中部支点，对于铁路规划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既要向国家积极争取，也要重视发挥铁四院的作用。

　　相比两位代表对航运、铁路等交通枢纽建设的重视，杨少稀代表则更关注武汉航空港口的进一步做大做强。“武汉地处大陆地理中心，自古就是‘九省通衢’，铁路、公路、水运交通发达为中部之首。而在航空方面去年旅客吞吐量已被长沙反超，这不能不引起关注。”他说，最新资料显示，武汉天河机场2016年旅客吞吐量为2077万人次，而长沙黄花机场为2129万人次，跃居中部第一。这一数字显然与武汉万亿GDP的经济体量不相匹配。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与机场的硬件条件和运行机制不无关系，目前天河机场三期工程在建，尚未正式投入使用；运行机制也在调整之中，公司治理结构尚未正式定型，这都影响到运营效率。

    “空港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窗口，决不能成为武汉交通枢纽的短板。”杨少稀说，要加快天河机场三期工程建设，尽快建成投入使用。加快天河机场体制机制改革和调整，理顺关系，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民生福祉 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发展经济、改善交通，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一点无论是在决策者还是人大代表的心里都早已达成共识。审议中，许多代表们围绕着人才教育、医疗卫生、农村农业等问题频频建言献策，为人民谋取更多福祉，提高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湖北即将迎来新的高考模式，教师人数的增加必须要跟上，政府要提前谋划，积极应对。”在教育系统耕耘多年的商怀建代表说，近几年武汉市都没有引进新老师，教师年龄结构断层的现象很普遍。而许多学生不清楚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人生目标，更不清楚社会的需求，因此急需补充一批年轻教师，一方面加强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另一方面防止教师年龄结构的断层。另外，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若干年后学龄人数的增长，增加教师编制也是为今后预留应对空间。

　　长期关注医疗卫生事业的夏家红代表说，发展卫生事业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大武汉、大汉口不仅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国的西医起源地之一。医院的生存越来越艰难，需要政府加大对医院的支持和投入。政府要对医院和养老院开展的医养结合，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既要产生社会效益，也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尽量实现医院和养老院的“双赢”。

　　马占军代表对此深表赞同，他提出加速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让老百姓受益。“两票制”在破除药品价格虚高、避免税收流失、减轻群众药品费用负担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通过大病医保谈判将全球新药特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让利于民。

　　叶红代表认为必须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以及医疗信息化共享管理系统，便于分级诊疗落地。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才能让武汉市的医疗教育事业达到质的飞跃。

来自基层的汪利珍代表说，现在扶贫工作中有一种“精致的形式主义”现象很突出，为了达到考核标准，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做档案建设。大量的写材料和表格耗时耗力，形式上很完备，但是偏离了目标。她建议，出台统一的评估指导意见，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扶贫不能仅仅只限于收入的增长，贫困户的思想状态和心理状况也很重要。湖北异地扶贫搬迁量很大，搬迁后，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短时期内脱贫很难，要有对应的政策和措施帮扶这些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