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规矩，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既是规范、法则，也是标准、尺度。做人有行为规范，做事有游戏规则。《管子·法法》说得好：“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所以，尽管规矩也需要视时立仪，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修改修订，创新完善，然而却不可以一日无规矩，更不能不懂规矩，不讲规矩，不守规矩。古人有言，世有乱人而无乱法。古谚亦云，曲木恶直绳。可见，规矩不仅是方法论，亦含有世界观。

　　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规矩，主要体现在“礼”与“法”两个方面。礼者，履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文绉绉地，是软规矩。法者，刑也，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威赫赫地，是硬规矩。礼无不敬，法无不肃。礼的核心是敬——敬重，敬畏，表现于对万物的尊重；法的核心是肃——肃然，肃杀，表现于对法律的戒惧。有道是，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换言之，礼与法的价值实现，以是否“犯法”为疆界，它是一个是否对当事者及其亲属乃至社会构成伤害，以及是否造成耗费公共资源、增加执法成本，从而涉及伦理、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多方面的大问题。谚云，礼从俗，事从官。“俗”指风俗习惯，是礼的范畴，是长期以来家风民俗耳濡目染、文化熏陶润物无声而形成的软规矩；“官”指政事官法，是法的范畴，是为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生命财产、打击犯罪活动而制定的硬规矩。故曰：礼制君子，法制小人。

　　不管是软规矩，还是硬规矩，其目的在于规范；规范之手段，在于赏罚；赏罚之本，在于劝善惩恶。俗话说，赏先远，罚先近。《左传·昭公五年》亦云：“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韩非子·有度》亦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否则，即如《管子·版法》所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所以说，法律者，公器也；赏罚者，利器也。若赏罚不行，则诸事难成。正由于此，自古以来凡制定良法者，必定还要考虑到它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效果，故需谨慎研判，反复推敲，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断不敢轻率地制定出台这规矩那法令。据《论语·宪问》记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讲的就是春秋时期郑国起草政令法规，裨谌等四位贤大夫一齐上阵，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反复地磋商研讨，然后形成完美文本。这是多么审慎而严谨啊！

　　《尚书·大禹谟》有言：“刑期于无刑。”意谓用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再用刑。这是先哲们的一种伟大而悲悯的情怀。同理，立规矩也是为了培养人们守规矩的自觉性。人心中的这种宝贵的自觉意识，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称之为“良知”。他在《别诸生》诗前四句写道：“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规矩，从来就不是目的；规矩只是工具，礼法是其内容，赏罚是其手段，方圆才是它的目的所在。所谓方圆，就是依照一定的规矩，公平公正、规范合理、持久高效地做事（包括行政）。方圆是规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出方圆”的规矩，是一种迟早要废弃的工具；不能“行方圆”的人——特别是官员，终久会领教硬规矩的刚性。好官必然是规矩的遵循者和方圆的践行者。好官是看得见的哲学。

                                                          （据《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