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陵作为彰显天子身份地位的重要部分通常极尽奢华，倾尽国力为自己筹备长眠之地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在少数。然而，在明朝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膨胀的朝代，最奢华、最具建筑艺术特色的明显陵墓却属于从未称过帝的兴献王朱祐杬。这座特殊的帝陵可称明陵之最，除了规模宏大外，在很好地继承了明朝历代陵寝的建筑传统之后，更以其独特的风格影响后世，可算是中国帝陵的璀璨明珠。2000年，明显陵以其宏大的建筑规模、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陵寝风格以及传奇的历史背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当你踏上湖北钟祥的纯德山时，你会被眼前这座壮丽的建筑深深吸引。感叹之余，你可能会在脑中快速搜索，它属于哪位皇帝？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一座帝陵规模的建筑，却只是属于一位王爷。兴王朱祐杬（1476——1519年）为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明孝宗朱佑樘的异母弟、明武宗朱厚照的叔父，十一岁受封为王，十八岁至湖广安陆州就藩，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薨逝，享年四十四岁，明武宗朱厚照赐谥为“献”。这位看似普通的王爷却出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皇帝儿子——嘉靖帝朱厚熜，在儿子的追尊下，兴献王在身后被奉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庙号“睿宗”，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其神主则供入太庙。既已封帝，朱祐杬的墓葬自然而然要随之“升级”，明显陵的修建便提上了日程。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迄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历时四十年之久，可见嘉靖帝的用心良苦。而朱祐杬之妻蒋氏，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时以皇太后之礼被嘉靖迎入宫，死后亦被追尊为慈孝献皇后，与朱祐杬合葬。

　　明末时，显陵一度遭到破坏，据谈迁的《国榷》记载：“十二月……乙未李自成至承天……攻显陵，焚享殿。”地面建筑的木构部分被毁坏。至清，明显陵在地方官员的干预下得到了一定的保护，陵墓现存一座咸丰年间的石碑上记载的便是地方官要求保护显陵的告示。新中国成立后，显陵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方和国家的支持下进行了修缮和维护，这些努力为后人保存下了一座中国帝陵艺术的宝库。

　　明显陵的修建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明朝中期一个大事件——“大礼仪”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显陵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直接证明。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年仅三十一岁的武宗朱厚照结束了其荒淫的一生，身后没有子嗣，也没有同父兄弟可以继承大统。内阁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为依据，提议迎立武宗叔伯兄弟朱厚熜入继帝位。杨廷和的主张在得到武宗生母慈寿孝皇太后的准许后形成定策，并以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的名义公之天下。因此，朱厚熜在刚被册封为兴王不久后入嗣帝位，便为明世宗，第二年改元嘉靖，时年十五岁。

　　入嗣后，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这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嗣统之争。朱厚熜即皇帝位后是否还要即宗统？如果按照杨廷和的意见，援引汉哀帝和宋英宗的例子，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将“入继之主”与“为人之后”相统一。这就是说，嘉靖以明孝宗之子的身份继位和祭祀，此后便要放弃与生父母的关系，不再祀奉生父母。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嘉靖，认为朱厚熜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嘉靖仍以生父为考，在京别立兴献王庙。嘉靖见此奏章后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明史·张璁传》）嘉靖想要迎母入宫为太后，又想追尊父亲加帝号，这些想法都遭到了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大臣们的反对。自此，贯穿嘉靖朝二十余年的“大礼仪”之争拉开了帷幕。

　　究其原因，嘉靖是以特殊方式和身份继任帝位的，这就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嘉靖十一年，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陈采上疏提出：“《祖训》‘兄终弟及’指同父而言”，而嘉靖帝与武宗乃叔伯兄弟，因此不能援此为据，议礼双方所云“事皆无稽，难以施诸宗庙”、“阴坏祖宗成法”，将两派议论一概否认，嘉靖帝大怒之下将其逮捕治罪。嘉靖在世时尚有非议者，其死后更受到人们在此问题上的攻击。再加之，杨廷和等人对嘉靖而言有迎立之功，使嘉靖帝备受臣下的牵制，皇权威严受到削弱，这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朱厚熜所不能容忍的。不过这场争论最后还是以嘉靖帝的胜利而告终。这不仅成全了嘉靖帝的“孝”，也树立了正统，巩固了皇权，威慑了群臣，影响了官制。

    朱祐杬被儿子尊奉为帝后，其陵寝也从王墓规格提升为帝陵规格，并钦定陵号为“显陵”。所谓显陵，是因嘉靖自称其父“唯我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而得名。“显”就是“行见中外、显赫闻达”之意。显陵为十八座明代皇帝陵墓中的第十二座，属于典型的帝王陵寝，既承前之规制，又启后之模范，是中国皇家丧葬艺术的优秀典范。

    总体看来，显陵规划占地一百八十余公顷，其中陵寝部分占地五十二公顷，在这广阔的区域内，所有的山体、水系、林木植被都作为陵寝的构成要素，使得建筑与环境十分和谐。显陵在规划布局上，利用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将陵区四周的山川水系作为建筑构成的主体要素，“陵制与山水相称”，根据“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原则，将松林山左峰作为依托，建成玄宫的祖山，左有山脉为陵区两侧环护的砂山，前沿的天子岗为陵寝的案山，形成了一个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局部小环境。在建筑布局上，则充分利用松林山间的台地依次安排下马碑、门、亭、望柱、石像生、坊、桥等，顺山山势引导至享殿、明楼和宝城。疏密有间，层层递进，给人以封建礼制的秩序感。建筑掩映于山环水抱之中，相互映衬，如同“天设地造”。

    明显陵的珍贵之处还体现在其保存了明代帝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陵区周围的自然环境基本上保存着原有风貌，松林山、天子岗、莫愁湖等自然山体和湖泊没有变化，植被保存完好。而陵区内的建筑都是明代原始建筑，保存了原有的真实性。特别是两座宝顶下“仿九重法宫为之”的地下宫殿保存完好。这些都真实地展示了明代陵寝规制布局的完整性。

　　显陵在明陵中占有特殊地位，不光是因为其特殊的修建背景，还因其在承袭前朝传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己的特点，如一座陵墓二座地下宫殿、金瓶形的外罗城、九曲回环的御河、独特的排水系统、龙形神道和内外明塘等都是明陵中仅见的孤例。同时，显陵的建造是明中叶重大事件“大礼议”的产物，关联着嘉靖初年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一些政坛首脑人物的命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明显陵不仅昭示了明时期“孝”与“道”的思想理念，还将周围的景观自然地融入其中，是帝陵艺术和自然环境相统一的美学，实可堪称天人之作。

联合国专家让·路易·卢森先生在考察显陵时，对显陵的美“感到十分惊讶”，并称之为“神奇的明显陵”，对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外罗城感到“简直不可思议”。2000年6月28日，第24届世界遗产主席团会议正式通过了“钟祥明显陵成为世界遗产”的申请报告，这座被世人所遗忘的明代帝陵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不错，在中国现有的古代陵寝中，明显陵是建设性破坏和干扰最小的。在种种机缘下，明显陵在经受了五百年的风雨后依旧保持了以往的风采，传到后世。五百年的岁月早已褪去了明显陵原有的政治痕迹，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有浩然的建筑和迷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