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中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许多法理学教科书均有专章讨论这一问题。在古代，古希腊哲学中就有正义与美德之争，我国先秦时期也有德治与法治之争。

　　无论西方柏拉图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还是我国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追求，都把道德摆在首位，主张以德立国创制、以德生成社会、以德化育万民；认为依靠道德就能构建一个美好社会，法律规则不过是道德的附属物，是用于规范与惩戒不轨行为的，只要人人在道德上成为完善的人，就不需要法律规则。这种道德至上主义从逻辑上看似乎是自洽的，问题在于这样的道德社会只存在于理想中，现实中又何曾有过？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时代都有一些道德高尚之人，但也要承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成为道德完人。正是这些普通人成为历史人群或现世人群的主流。对于这样一个“主流”，仅仅依靠道德显然难以建成一个有序、美好的社会。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规则同样重要。法律与道德二者各有各的边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们有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能简单偏重于某一个方面。对于法律规则来说，无论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是社会习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适用于社会公共行为领域。在法律规则管辖的公共领域，维护社会正义、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是根本要求。而道德更多涉及个人内心的自我修为，它可以高标特立，但只能针对自己，不能强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为指针，道德以效法圣贤为理想；法律讲求的是底线正义，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都按照法律规则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坏的社会，虽然可能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可见，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法律并不排斥道德，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这个促成不是代替，而是为道德提供一个制度环境。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望成为一个道德纯净的社会。就像是一片良莠不齐的草地，法治犹如一个农夫，用猎枪抵御强权的侵夺，用镰刀去除蔓生的杂草。这样，美丽的道德之花才会芬芳开放。  

                                                                                           （据《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