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又称神农氏，是漫长的历史传说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中华民族世代景仰。人们崇敬炎帝神农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的亲民思想与亲民行为。他的亲民之举，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天下先”的公仆情怀

　　炎帝神农作为部落的首领，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他勇敢、智慧、富有生产和生活经验，是部落成员的“公仆”。那时的首领，根本没有什么享受意识与特权概念。相反，都具有朴素的大公意识和奉献精神。墨子称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沐甚雨，栉疾风……而形劳天下如此”。大禹所处的时代，社会已经向阶级社会进化，但还保留着原始首领的遗风。由此可知，处在阶级社会之前的炎帝神农氏，就更是“形劳天下”了。作为部落首领，作为对部落发展与壮大负有重要职责的人，他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公、为民造福而不求回报的公仆情怀之深，可想而知了。他“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以至“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他为了祛除百姓疾病之苦，不惜牺牲生命，亲“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

　　 原始先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为生活所迫居无定所，流徙不定，“缘水而居”、“穴居而野处”。为了解决食物的短缺，炎帝神农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种植谷物的经验，开始了最初的农耕文明。“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下化之”。“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他的亲身实践，不断总结而产生的伟大发明，无不凝聚着他对部落成员的关爱，对天下子民的关怀。他真正做到了《礼记·礼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炎帝神农的这种大公无私和奉献精神，在其位谋其政的担当精神，影响到后世，铸就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公仆情怀，即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无不闪耀着这种公仆意识与爱民情怀。

                               “爱民如子”的亲民作风

　　炎帝神农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最早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典范之一。他勇于探索，善于模仿自然，善于动手，不断观察、总结、积累生产经验和简单的科学常识，从而发明许多生产、生活工具，成为农业、医学和商业等众多领域的创造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的创造发明，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爱民如子的亲民作风。

　　炎帝神农氏发明耒耜等农业生产工具，并首创种植业。“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神农）破木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芥，然后五谷兴”。“神农之挠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由此可知，炎帝神农开创了中华民族之农耕文明，使中华先民完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即“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其深远意义犹如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一样伟大。

　　 炎帝神农氏发明陶器、首创纺织。“神农耕而作陶”；“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这是见于古籍较早的制作陶器的记载。“神农之世耕而食， 织而衣”。“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织），所以见致民利也”。从民所欲，致民利，解决民生最基本的需求，是亲民爱民的最好体现。

　　炎帝神农氏发明医药、“和药济人”。在原始社会阶段，疾病和毒蛇猛兽的伤害是人类生存最严重的威胁之一。相传炎帝神农在发明农业的同时，为了解除疾病和虫兽伤害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深入山野，辨尝各种草木的性味，从而发明用草药医治疾病和创伤的方法。“神农和药济人”。“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尝百草，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为民精神，体现了最根本的爱民情怀，令后人感动与钦佩。

                             “以人为本”的务实精神

　　炎帝神农氏所在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不求玄虚，脚踏实地。“怀其仁诚之心”，以人民利益为重，求真务实，致力于发展农业，发展生产力，发展医学等等，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免除了民众疾苦。“（神农氏）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昔者神农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这种“以教天下”和“以致民利”的亲民务实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并一直流传不绝。《尚书》提出了“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著名“民本”思想。西周更是发展为“明德”、“保民”的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民本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炎帝神农氏之后代、儒家早期思想家、随国的贤人季梁，也继承炎帝神农氏的民本思想，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也”。孔子提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更形象地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到了明清之际，民本思想发展到传统时代所能发展的最高程度。黄宗羲提出炎帝神农氏和五帝时代的君主，享受在后（神农氏时代可能连享受都谈不上）而吃苦在前，一心为民，“形劳天下”，以至都以做君为苦差事，而“家天下”以来，却造成以天下之全力供奉独裁残暴一君的局面，大力抨击君权专制的罪恶，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认为君权并不神圣，腐败了，同样“可禅、可继”，并大声疾呼“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种亲民务实的“民本”思想尽管与现代民主思想有很大不同，但关怀民生，重视民情的理念，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其源头正在炎帝神农氏。

　　提倡务实精神，就要反对浮华，鄙视玄虚、空谈，讲求实际，追求事功。就要从人民的最本质的需求出发，去发展和改善民生。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民众的生存环境恶劣，民生艰难。此时，让人们安定下来，求得精神层面的满足与改善生活质量同等重要。所以社会和谐、“无有相害之心”、人人互助是民心所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可见，神农之世，达到了人人平等、财产公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大同”理想。

    除了从财富均平和社会公正角度塑造和谐社会外，炎帝神农也很讲究从教化方面来培养和谐精神。“神农作琴，神农作瑟。”桓谭说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扬雄称赞说：“昔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炎帝神农通过音乐来“合天人之和”。这种对和谐的追求，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使两者都有深厚的和谐思想，并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之一。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记》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云：“与人和者，为之人乐；与天和者，为之天乐”。这种精神一方面强调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亦即所谓的“天人合一”，使中国人讲求秩序、和平、中庸、节制及和衷共济，也使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可持续地发展。

　　“天道远，人道迩”。何为“人道”，不外乎生存与发展。而人的生存与发展，要求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而感受得到的，不是空中楼阁。“华而不实，耻也”。在炎帝神农时代，能实实在在为民做事情，实在是了不起的。亲民，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一切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只有这样，才是真的亲民爱民，人民才会拥护。那些好高骛远，华而不实的好大喜功之人，当思之慎之。

今天，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正是炎帝神农的亲民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和光大，我们要时刻把普通群众的安危冷暖记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去予以帮助和解决，切实把党和政府为人民脱贫致富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是对炎帝神农氏亲民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