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多年前，大秦帝国在楚人的赤帜中灰飞烟灭。100多年前，大清帝国在武昌首义的枪声过后土崩瓦解。中国第一个皇朝与最后一个皇朝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虽然各有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由植根于湖北的楚裔敲响了丧钟。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逢国家不幸之时，以屈原、南公为代表的楚人就开始绵绵不断地提供精神给养，激励后人走出困境，浴火重生。历史上的楚人为何如此愈挫愈勇，楚人精神为何如此源远流长，既耐人寻味，也让人深思。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去追根溯源，探究楚人的经历及其精神。

　　据史书记载，楚人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在颛顼、帝喾、唐尧时代曾担任火正，负责观象授时与烧荒守燎等职事。夏商时期，祝融部落开始分化，武丁时期更是遭到殷人的打击，其中的芈姓季连一支不得已迁居豫西南的丹、淅之阳。商朝末年，芈姓首领鬻熊“子事文王”，但因早卒，这个部落未能和邻居一起征商，遭到周人疑忌。鬻熊之子熊丽率部迁于汉水南面的雎山之间躬耕，直至西周早期的熊绎时代才被封于楚，位居五等爵位的最低一级。楚国与楚人之号，因此而来。

　　从早期的历史脉络中我们不难发现，楚人及其先民是一支有着一技之长的族群，在历史的波涛中逐步形成了沉稳与机敏的性格。但是，由于总是依附于强邻大族，处在寄人篱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为旧主和新主殚精竭虑，尽职尽责。《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晋人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云云，正是楚人早年历史的真实反映。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楚人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可谓楚人精神之一。

　　从楚武王时代开始，楚文化进入茁长期。武王熊通是国之英主，在他治下，楚疆东达汉水，北与邓邻，西近彭水，南至大江。继位的文王越汉水，出方城，占领淮、汉之间，深入中原腹地。成王时楚国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隐然已有霸主之实。庄王灭庸国后观兵周郊，终有今人所乐道的问鼎中原。在楚文化的茁长期，随着国力的增强，楚人性格当中曾经被压抑的锐志和勇力得以宣泄。武王与文王为了开疆拓土，双双死于征途；成王与庄王，一个与齐国争霸，一个与晋国争霸，秉承了先君遗志。出方城北上让楚人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得以争名于朝；缘淮域东下让楚人掌握了经济命脉，得以争利于市。本时期的楚国顺利完成了由暴发户到贵族的转变，而楚文化也在此时正式形成。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种敛翼待时的精神为楚国的奔轶绝尘奠定了基调，可谓楚人精神之二。

　　先秦时期，江汉平原的土著主要是三苗后裔。此外，西周时期这里还有周人分封的一批姬姓或姻亲诸侯国、一些南迁的小国以及商代就在此扎根的方国或部落。这些流徙不定的居民造就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也奠定了湖北地区芊绵多姿的文化特色。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楚人的基本方针是兼容并包，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楚文化的鼎盛期是在湖北度过的，在这里，楚国以沮、漳流域为中心，打造出了一个“地方五千余里”，版图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五岭，北至汝、颍、泗、沂，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支流众多的淮水流域的东周第一大国，创造出了青铜冶铸技术、丝织和刺绣技术、髹漆艺术、老庄哲学、屈骚文学、美术与乐舞等光辉灿烂的文化。

　　“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为楚文化的惊采绝艳创立了条件，可谓楚人精神之三。

　　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楚顷襄王携众退保于陈。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挥师南下，攻破寿郢，俘获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楚人在湖北的撤出，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终结。这支在强邻环伺中力拓津梁、有着强烈自尊心的族群，在基业断送后只能远离故国，不得不忍受自己最为仇恨的秦人刨掘祖坟的奇耻大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反秦，如火如荼的斗争史诗既是楚人对秦人的强力回应，也是他们亡羊补牢后的自我救赎。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为楚裔的知耻后勇注入了能量，可谓楚人精神之四。

　　以上这四种精神，始于楚之先民，纵贯800年楚史，沾溉后世无限。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湖北人对楚人精神的继承更是一以贯之。20世纪初期爆发的武昌首义，就是荆楚故地的人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精彩一笔，其间的文化内涵与楚人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末之武汉，在当时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认为全国战略大势，“以东南言之，重在武昌”，美国人魏尔·瓦尔特甚至认为当时“汉口在全国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武汉因“九省通衢”的便利条件而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楚文化鼎盛期的都城江陵“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的景况非常相似。

　　戊戌政变后，康、梁所倡导的维新变法和主张破除专制政体的革命派大相径庭，而渴求找到“排满”突破口的士人也逐渐发现，绝大部分汉族官僚和清廷一样都是“非我族类”。这种复杂的心情与被孤立的处境，和楚人受封时愤懑的“辟在荆山”、“土不过同”是一致的，因此，立足于湖北的楚裔们效仿先祖“筚路蓝缕”、自力更生也就成为了水到渠成的选择。

　　辛亥革命爆发前，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等为主要成分的会党是反清斗争的重要力量。湖北共进会成立之初，为了吸引他们，不惜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除此之外，湖北革命党人也在民间策动反清宣传、开创科学补习所的同时积极采取“抬营主义”策略，把湖北新军的大部分力量争取了过来。武昌革命党人这种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争取反清力量的做法，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荆楚大地上的楚人“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作风。

　　在清末游学日本的学生中，湖北是数量最多的省份。这些留学生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后反观湖北的革命形势，颇有一番舍我其谁的气度，很容易把楚人亡秦的历史与建立民主政府的愿望结合起来。正如张继煦、李书城等人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所说：“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在他们眼中，推翻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的是楚人，推翻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也应首倡于“不坠之三户遗风”的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使命感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1911年10月9日，刘公、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药不慎爆炸；当天，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军事指挥所遭军警围捕，武汉局势骤然紧张。10月10日夜，在起义最高领导人都不在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冒险发难，引起各标营奋勇起事，遂成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这种当机立断后的誓死抗争，和“一鸣惊人”、“不疑何卜”的楚人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时至今日，辛亥革命已过百年。作为首义之城的武汉，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旧貌与新颜并存，理想和现实依旧。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承载了太多责任的古城，和这批被谑称为九头鸟的荆楚后裔一起，如今正在敞开着胸怀，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等待着民族之魂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