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熊旅，在位23年。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无疑是楚国历史上一位形象高大的君王。除了政治上的建功立业，通过其言行举止所体现的丰满性格特征和个人人格魅力也值得后人欣赏学习。我们以“追求卓越、敢为人先”作为武汉精神的概括，对于这八个字，可以结合实际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以历史人文底蕴来解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在历史的钩沉与现实的结合中，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感悟，从而使口号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丰满与厚重，充实我们的内心，给我们践行的力量与勇气。找出楚庄王形象与武汉精神的契合点，颇有传承历史服务当世的积极意义。

                                 雄心与豪气

　　楚庄王首要的性格特点，当是雄心与豪气，由此才成就了他的霸业。庄王即位三年，面对武参的进谏，庄王自称“飞将冲天”、“鸣将惊人”，豪言壮语掷地有声。而“问鼎周室”、“饮马黄河”更是凸显了庄王作为一代君王的豪壮。公元前606年，庄王八年，庄王率军借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的首府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说，楚国只要把戈矛的尖尖儿折下来就能铸成九鼎！王孙满见庄王气焰逼人，就委婉地说：“九鼎是夏朝时候铸造的。从前夏朝有德的时候，远方的国家把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像，九州的长官进贡青铜，铸造九鼎并把图像铸在鼎上，让百姓认识神物和怪物。百姓进入川泽山林，就不会遇上魑魅魍魉这些妖怪，使得上下和谐，国泰民安。夏桀德行昏乱，九鼎迁到了商朝；商纣暴虐，九鼎又迁到了周朝。德行如果休美光明，鼎即使很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昏乱，无德无行，鼎即使再大，也是轻的……虽然现在周室的国运已经衰微，但天命并没有改变，大王问鼎的轻重，有点不合时宜。”王孙满的一番话，庄王觉得言之有理，意识到要想称霸诸侯，还须德威并重，于是带兵回国。庄王观兵周郊，问鼎周室，北方诸侯噤若寒蝉。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胜晋败，楚庄王又创下了“饮马黄河”的壮举。

　　今天我们倡导“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武汉精神，字里行间宣扬着一种大无畏的器识与胆略，无疑激发着有志者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与豪气。“敢为人先”当是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大任，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承担风险，是对武汉历史文化特质的提炼概括。将城市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才能使城市文化丰满生动，有更强的感召力。楚庄王能成就伟业与壮举，与其性格中的雄心与豪气是息息相关的，不仅个人的奋斗需要这种精神的学习与传承，塑造一个城市的精神与气质也需要这种鼓舞人心的正能量。

                                 率性与真诚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这样评价楚人：“其俗剽轻，易发怒。”易发怒即是率性的一种体现。率性大约有几个特点：其一，顺其自然，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抑制情感上的喜怒哀乐；其二，率性体现着人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其三，率性并不是任性而为，为所欲为，也要“知本”、“知止”、“止于至善”。笔者以为，庄王的率性正是体现在善与明智的审时度势等基础和前提之下的，并不是任意妄为。

　　公元前595年（庄王十九年），申舟奉命出使齐国，途经宋国时被杀死。消息传到郢都，正安坐在宫中的庄王勃然变色，奋袂而起，大踏步向外走去。走到天井里，随从才给他穿上鞋子。走到宫门外，随从才给他佩上剑。走到一处名为蒲胥的市区，随从才让他登上车。相传庄王当夜住在城郊，部署兴师伐宋。围宋之役，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最后以宋人乞和，并派人质到楚国为结局。这一事件中，庄王的勃然大怒，急匆匆地兴师问罪，是基于楚国的尊严与威信受到挑衅与践踏，是为楚国大夫复仇，庄王的出兵既是率性，亦是情理之中的事，何况楚强宋弱，胜利是楚国的，庄王既报了仇，又扬了国威。而且适可而止，接受议和，体现了率性还应该保持的“中”与“和”。

　　率性有时候可以是不拘小节，如“庄王绝缨”即是一件典型的事例。应该说，有节制的率性还通常是与真诚为伴的，不管是为申舟报仇，还是“绝缨”事件，都体现出庄王爱护臣僚，珍惜人才，重大节而轻小过的性情中的优秀一面。

　　“追求卓越、敢为人先”，树立的是楷模精神、榜样力量，彰显的是人格魅力，合于中庸之道的率性以及真诚的品质，是必不可少的。

                                 重义明德

　　楚庄王的重义明德，典型体现在对外争霸、处理异邦问题上，比如灭陈又复陈，比如“止戈为武”的武德思想。《左传·宣公十一年》载：冬，楚庄王由于陈国夏氏作乱的缘故，攻打陈国。杀死夏徵舒，把陈国设置为楚国的一个县。申叔时正出使齐国，回国向庄王复命后就退了下去。庄王觉得自己为陈国伸张正义，讨伐有功，受到诸侯、县公们的祝贺，唯独申叔时对此事不发一言，心里有些不满，便派人责备申叔时，问他是何意思？申叔时对庄王说，夏徵舒杀死国君罪大恶极，您讨伐并杀了他，是应该的。但现在把陈国设为县，那是贪图它的富有。这好比人们所说的，牵牛践踏别人的田地，就把他的牛夺过来。牵牛践踏的人固然有错，但夺走他的牛，就惩罚太重了。申叔时深明大义的一番话，让庄王重新封立陈国。《史记·陈杞世家》记载，“孔子读史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晋楚邲之战，楚胜晋败。潘党建议庄王收集晋军的尸体建造京观（即把敌军的尸体堆成小山的模样，封上土，插上表，用以炫耀战绩）。庄王拒绝了，并发表了一番精辟的见解，说“止”和“戈”合起来才是武。所谓武，包括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项美德，现在邲之战使晋楚两国不少士卒尸骨暴露，已经太残暴了，认为自己对晋国用兵不合于用武的七德中的每一项。庄王在衡雍祭祀了河神，修建了先君的宗庙，行了告庙之礼，把楚国战胜晋国的捷报告诉先君，然后班师回国。

　　楚庄王言语、行动体现的重义明德，很合乎儒家的道德观。同样，重义明德是我们践行武汉精神的思想前提。义是一个具有实践性的概念，是有所作为，有所取舍，以达到“义”这个原则和标准。《中庸》说：“义者，宜也。”《礼记·表记》说：“义者，天下之制也。”通俗地讲，就是分别事理，各有所宜，即正当、合宜之义，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义”是服从于一定“道” 的伦理标准和行为指向，它有其鲜明的时代色彩，并在先秦儒家思想不同的发展时期有具体的规定性，但其所指向政治理想的规范，社会伦理道德的标准，完美人格 (君子人格) 修养的要求这三方面却是儒家之“义” 一脉相承的内容。孔子又在《里仁》中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更是将“义”作为君子行事处天下的根本。儒家之“义”，作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君子人格中必备的品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国民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德”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社会人生、政治教育的形而上学依据。良知、良能就是明德。《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武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人们对于武汉精神有着丰富的解读，有的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的时代，是一个在国际国内竞争中不进则退、不争先就要落后掉队的时代，武汉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有的认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表达了武汉要追求卓越、引领潮头的愿景；有的认为，改革开放是武汉精神的时代元素，改革开放的思维、意识、信念、追求，是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精神源泉，武汉精神是对武汉改革开放“黄金期”准确的把握和对接，离开了改革开放，武汉精神就会空洞化、空壳化。时代价值离不开传统精神、传统文化的有力支撑，今天我们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封，学习楚庄王成就伟业的性格与精神特征，借鉴其中优秀的一面引为今用，对于实践武汉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