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千帆竞发的今天，这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处理好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意义重大。

　　回顾30多年的改革进程和法治建设，二者始终处于相辅相成又具有内在张力的关系状态。从相辅相成角度看，改革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极大地促进了法律制度的优化创新，造就了一支从外部约束权力膨胀的经济力量；从内在张力角度看，坚持改革，就是要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突破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法律规则。以特点是“定”的法律法规去适应特点是“变”的改革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如何实现改革与法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有人认为，深化改革的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因此要敢于突破“法律框框”，允许“良性违法”。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法律可以随意突破，在城市规划建设、土地征收征用、企业改制、环境评估等问题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权威就会荡然无存。如果说在中国法制极不完善的情况下，“良性违法”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那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再允许以“改革”“发展”或其他名目任意违法，就没有任何理由了。

　　事实上，法治并非总是滞后于改革，法治同样可以引领改革。凡是对新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改革事项立法，改革决策须与立法决策同步进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如果不管不顾既有法律规定，将领导意志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强制推行某个改革方案，势必危及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忽视理论提炼和经验积累，匆匆忙忙把不成熟的办法确立为法律制度，也会影响改革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火热的改革实践，为丰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不竭动力。法如流水，应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汩汩前行。在改革过程中，实践经验比较成熟、已经被证明为正确的改革成果，以立法形式固化下来，是对改革的承认，也是对立法的发展；改革试验尚不充分、实践经验尚不成熟，但又迫切需要立法的，可先作出原则性规定，为进一步改革预留空间，为立法创造可能性。同时，如果实践证明现行法律法规的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成为改革的障碍，就要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者废止。边立边破，有改有废，那么以改革之梭，定能织就华美的法治之锦。

　　改革不能以牺牲法制的尊严、统一和权威为代价。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同样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臻完善的过程，二者有效衔接、相互激荡，才能助力一个发展中大国展翼前行。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