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前 613 年——前 591 年在位），是春秋五霸之一，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他在楚国800多年的 40多位君王中可谓首屈一指。楚庄王在位期间“并国二十六，益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可见其武功之盛。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有着贵和的思想，能止戈为武，以德服人。在春秋无义战的诸侯混战中，楚庄王既有霸主的气概，又不失仁者的宽厚，所以能成大业。

　　中国文化一直认为“和”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则，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其所主张的处理邦国、族群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法则。“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重要体现。然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虽然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热爱和平的国家，但五千年文明史上，却是一大半处于分裂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太白阴经》曰：“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楚庄王在对待战争和民族国家间的矛盾时表现出来的热爱和平，禁暴安民的精神，成为先秦乃至后世军事思想史上一个闪光点，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热爱和平精神的源泉。

                                贵 和

　　老子作为辩证法的创始人，最早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意思是：向自身的反向转化，是事物自然规律的运动方式；用柔弱不盈的方法，使事物达到和谐，是自然之道的应用方式；天下万物皆生之于有形质，有形质之原始却生于无形质。这样高与下、强与弱、贵与贱、柔与刚、战争与和平，总是不断地转换。

　　追根溯源，楚庄王的“止戈为武”的国家关系原则来源自鬻熊的和平仁政思想。鬻熊是楚国的开国先祖，《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据史籍称，鬻熊曾被西周文王、武王和成王尊为资政问谋的国师。鬻熊的思想言论主要反映在战国和西汉成书的《鬻子》、《列子》和贾谊《新书》等典籍中。其言论虽有可能是后人的加工制作，但其精神实质应当是真实的。西汉贾谊《新书·修政语》分别记载了西周三王问政于鬻子的对话。其中周武王在有关军事战略的问话中说：“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在战争中，最大的愿望当然是守、攻、战均能取得胜利。鬻熊回答说：“攻守而战乎同器，而和（刚柔相济、和衷共济之意）与严（严格、严酷）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此也为可也。”也就说，在战争中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那就是和与严。然而，严酷的做法不如贵和的做法牢固，得到的利益多，获胜的机会大。这些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君王治国统兵要遵守和平仁政之道，忠诚笃信，则自然会“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本固邦宁，天下归心。在你死我活残酷的军事斗争中，鬻熊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显然是经历过实践的检验总结出来的深刻经验，当然这种贵和的军事思想也被后人一再证实是十分有效的策略。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下，出现了继承楚文化深厚渊源从而创建伟业的楚庄王。

                                    止戈为武

　　以德服人，止戈为武，在楚庄王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公元前 597 年春，楚庄王率师围郑（今河南新郑一带），攻下郑都。在这场楚庄王确立霸权的战争中，楚军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晋军，所以被称之为“邲之战”。楚军取得邲之战胜利后，大将潘党建议庄王将晋军尸体集中掩埋、筑为高丘并树立标志，以向世人和后人显示楚军之武功战绩。“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

　　庄王批评潘党不懂“武功”的真正意义，并从“止戈为武”的字义讲到了使用武力的本质要求：“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己，武非吾功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庄王的意思是：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从文字组成上讲，这个“武”字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武功应该具备七种德行：禁止强暴、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增加财富。这七种德行，我一种也没有，拿什么留给子孙！晋国的军卒为了执行国君命令而战死的，他们也没有什么错。怎么可以用它们的尸体做京观呢？楚国的军队按照楚庄王的命令，到黄河边祭祀了河神，修筑了一座祖先宫室，很快就班师回国了。在当时的春秋无义战中，以蛮夷自居的楚庄王的文化、政治、道德水准并不低，远远超出华夏中原那些自诩为仁义的道德之君。“邲之战”后，楚庄王名正言顺地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应该说，楚庄王对战争的这一认识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历史上关于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最早阐述，是他最早提出了以战止战、讲究武德、禁暴安民、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战争道德理念，对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他之后的《孙子兵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的痕迹。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言，此谋攻之法也。”甚至有人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止戈为武”的最高境界。这是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辉煌贡献。这些军事理论的形成，很显然是对春秋时期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应当说，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代，楚庄王提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的军事观，是难能可贵的，也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可以说，终庄王一生，始终把讲究“武德”作为军事行动的基本出发点，直到临终前，他还遗嘱太子及大臣“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这种“以德服人”、“止戈为武”的为国之道，以及贵和的军事战略思想，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楚庄王是最早提出“止戈为武”、“以德服人”，讲究武德，禁暴安民，战争是以保障发展经济和人民富裕为目的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也与中国人世代追求和谐的基因有着内在的一致性。